政策分析中的创造性思维.docVIP

第十四章 政策分析中的创造性思维 政策科学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经验)科学，它与经验科学追求的目标有所不同：经验科学追求真理，并寻求理解和预言；政策科学关心更有效地操纵或控制现实世界，寻求帮助决策者做出更好的政策选择。同时，政策科学服从于科学的传统，遵循科学研究的程序，并具有科学的精神气质。它强调尽可能使用科学的方法及理性分析，为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可检验性而努力。这样，理性分析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在政策研究或政策分析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政策科学形成、发展的一个主要方法论基础。然而，理性分析方法仅仅是政策研究或政策分析方法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政策研究或政策分析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和一成不变的方法，它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性思维与超（非）理性思维、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形式思维与辩证思维交替、综合地发挥作用。因此，对于超（非）理性思维或创造性思维在政策研究中的作用的研究应该成为政策研究方法的一个主题。 第一节 理性、有限理性和渐进主义 为了更好了解定量分析方法的地位、作用和内容，我们有必要先了解构成这些方法基础或根据的理性(合理性)概念，以及对理性概念及理性主义模式的批评而形成的有限理性和渐进主义的概念及模式。 理性和有限理性 1．理性与理性主义 政策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是建立在理性或合理性概念的基础之上的。所谓的理性或合理性(rationality)，简要地说就是人们强调经过理性的计算或推理，选择适当的手段去实现目的的倾向。或者说，理性是指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解决一定的问题，人们使用冷静、客观和准确的计算，利用已获取的信息或统计资料，对目的和手段进行分析，以求得最佳最适的手段或解决办法，有效率地或有效地达成目的。这个概念是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最先提出的，是他将哲学的理性(reason)概念运用于社会学领域而得到的一个新术语，这个术语后来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决策分析领域。 显然，理性方法是一种强调逻辑推理和精确的数学计算的方法，最典型的就是定量的分析方法及其技术。而政策分析中的理性主义模式则是一种主张将理性方法(定量分析及定性分析)作为政策研究的主导方法或唯一方法的观点。理性主义模式又可称为纯粹理性模式（Pure Rationalism Model）或者是全面理性主义模式（Rational-comprehensive Model）。 根据这一模式，为了一个理性的决策，政府的决策者必须知道所有的社会价值偏好及相对权重，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每一备选方案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必须能够估计每一政策方案可能得到或者失去的社会价值比例，能够选择最经济有效的政策方案。林德布洛姆将(纯粹)理性模式的要点概括为：（1）决策者面对一个既定的问题；（2）理性人首先应该首先清楚自己的目标、价值或要求，然后予以排列优先顺序；（3）他能够列出所有达成其目标的备选方案；（4）调查每一备选方案所有可能的结果；（5）比较每一备选方案的可能结果；（6）选择最能达成目标的备选方案。 从理性主义模式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中可以发现，它同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具有明确的个人价值序列观。他们总是设法扩大某种满意的价值，而且他们总是能够找到一切适用的方法，并清楚地知道每一个方法所带来的后果，因此总可以合理地做出选择，从而取得满意的价值。事实上，“经济人”理论为理性主义模式提供了两个基本的假设：人具有无限的认识能力和存在一致的价值序列。 显然，理性主义模式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客观理性”的追求。这种可谓是理想化的决策模式，或许反映了在民主社会中人们对于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的一种强烈要求。虽然带有幻想的色彩，可是它对于社会价值的广泛重视，却成为当代政府有效进行公共决策的有益借鉴。然而，理性主义模式所建立的假设基础同现实情况存在太多的差异，“全面理性的情势同现实的决策情境存在太多的背离，它追求的是理想化”（John Forest语）；它忽视了决策过程的复杂性，片面夸大理性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其中包括西蒙、林德布洛姆等人的批评，并由此提出不同的政策分析模式。这些批评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1）假设前提方面。理性主义模式建立的一个基础假设是社会存在着一致的价值序列，即整个社会有一个为大众所共同认定和追求的价值、目标，而这些价值、目标不但可以知道，并且还可以量化显示。这样的一个假设受到了阿罗所提出的“不可能定理”的严峻挑战。在他的这个著名的定理中，阿罗否定了社会中存在着一致的价值观的可能性。的确，在现今崇尚社会多元化的时代里，自由主义的真谛在于对于不同的价值观和偏好的宽容。因此，很难找到一个让世人所普遍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