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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网络传播与文化发展 在人类文化的历史变迁中，不同的传播方式总是不同文明时代的突出标识——语言传播所代表的原始文明，印刷传播代表的农耕文明，电子传播所代表的工业文明——这些标识使各个时期的文化鲜明地烙印着传播本身的特质，因而，文化总是一个随不同传播手段变化而呈现出内涵不断流动的对象。尽管传播路径和文化发展的方向并不总是一致的，他们时而相交重合时而平行或相反，但无论如何，传播尤其是充满现代科学技术内涵的传播手段，早已成为文化发展的决定性手段或工具。正因为如此，网络传播一经出现，便迅速成为影响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公开或隐蔽地改变着当代文化发展的形式和内容，但技术进步把带向何方，是一个的问题。我们已经经历过的蜕变从体制中出来又最终进入机制的过程，今天我们面临着网络新一轮探索。我们对这些新形式的美学可能尚末完全清晰技术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扮演着双重角色，它可以是癌症克星和登月神话，也可以是弗兰肯斯坦式的科学恶魔，对技术的敏感和思考最终是为了将它置于人性的运用之下，对保持。。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也曾针对后现代性如此写道： 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质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质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与这些启蒙时代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 因此，矛盾、困惑和相对主义精神似乎已是网络传播和后现代文化不可摆脱的文化标签，而其根由则是现代文化产生和导致的。尽管关于现代文化的隳颓原因人们众说纷纭，但基本上人们普遍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所引发的对于理性及其社会机制的彻底怀疑是导致现代文化反思乃至最终被背弃的本质原因。因为战争的空前残忍与邪恶，战前、战后曝露的工业社会逻辑及其解决之道的匮乏、无力，使人们不得不怀疑从来都被奉为至上的理性（人文和技术）是否拥有人们赋予它的那种神圣能力，理性及其文化制度乃至在理性文化体制中发展成熟的工业社会存在本身是否可以继续交给现代理性执掌？于是，理性的文化地基开始崩塌，并纷纷碎裂为思想的残片漂浮在困惑的人类的上空。但后现代文化并未像任何历史时期的文化一样，沿着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路径走到非理性的道路上去对理性展开拯救行动。因为后现代在摒弃理性的同时也摒弃了非理性道路。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看，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两极常常会平衡人们对于理性或非理性的质疑，因此，理性的时代主流中常常潜伏着非理性的力量，而理性的时代之后常常是非理性的时代拯救方案隆重登场。正是基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联体存在特征，现代文化之后的文化便不是理性和非理性二元对立之间的线性选择，而是超越二元的多元呈现。超越二元的多元呈现从概念上容易理解和把握，运用到现实的文化环境分析却是一个艰难的课题。也就是说，当一个文化问题不能在既有的文化思维框架中继续被深度思考时，这个文化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不断漂浮的文化符号，一旦这个文化符号可能指向“这”也可能指向“那”时，它可能就什么也不能指向，最终只能自我指涉。于是后现代文化抛弃现代文化的深度阐释模式、中心概念观念、确定性分析手段、严肃性话语目标乃至不断创新的思维逻辑程式后，它就放弃了通过深度/平面、中心/边缘、确定/漂浮、崇高/世俗等传统的文化生产方式面对自身的文化困境，它只能在深度/平面、中心/边缘、确定/漂浮、崇高/世俗之间寻求生存空间，在各种“间性”（如主体间性）杂糅的话语中悬隔文化本身，让各种话语通过“无法”达到“有法”的境界。 后现代文化何以质疑现代确定性的文化概念，形成“间性”（主体间性等）当道的文化风格？伊格尔顿秉承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文化传统指出，后现代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诸如瞬息万变的、非中心化的技术领域，消费社会和文化工业；这种新的物质环境造成了传统的制造业被服务业、金融业和信息产业取代，也促成了传统的以阶级为核心的政治领域向各式各样的（基于族裔、性别、社区等的）“身份认同的政治”转化。伊格尔顿的阐释表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种固态的物质世界观丧失之后，物质世界也就从静走向了动（就像经典物理学走向了现代物理学），而动态的物质世界必然带来动态的精神世界观的确立，资本主义社会从此建立在一个物质和精神观念双重流动的认识论系统之上，可以说，这种流动的世界观是后现代文化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因为没有了恒定的对象，也就没有了确定性的文化原则，也就没有了思维的二元基点可以依赖，一切事物都在动态的呈现中丧失所谓的本质和特征。理论的阐释上的确如此，我们的现实疑问是，究竟是什么日常的东西直接让所有的人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变动不居，而不仅仅是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这样一些深入物质和精神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