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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西文化辩证关系的思考 ——从“体 用 说 ” 到 “ 融 贯 说 ” 近代以降，中西文化迎面相遇，致使关于两种文化的特质、地位、关系问题成为中国的志士仁人无法回避的一个理智上和情感上的难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如何认识中西文化的辩证关系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且还是关乎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于是遂有“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以及“西体中用”等煌煌学说出，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前途开药方——但这也许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对待中西文化之关系上，除了这种笔者称之为“体用说”的主张之外，其实还有一种可以叫做“融贯说”的潜流存在，它虽然没有“体用说”那么风光十足，但却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益彰显出它的旺盛的生命力。本文尝试对这两派学说的源流稍加爬梳并进行比较，以便为我们所要面临的新世纪提供一点文化比较学上的小小参考。 一、“ 体 用 说 ” “体用说”无疑是中西文化关系上的主流观点。在此类主张中，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除了极少数像辜鸿铭那样 的“国粹派”所坚持的顽固守旧立场之外，一般公认存在以下三种派别：“ 中体西用 ” （张之洞）、 “ 全盘西化 ” （胡适） 和“西体中用” （李泽厚）。站在中西文化比较之方法论原则上看，这三派学说所指向的文化理想、文化策略以及其中所包孕的情感意向似乎是非常清晰、易于区别的；但是，如果从它们的具体内涵来看，此三者之关系也许就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简单了。比如以笔者之见，如果从“师夷制夷”这个最终目的来看，将它们全部归入“中体西用”论似未尝不可；而如果从力主学习西方来说，将它们全部划入“西体中用”说也不是不行——问题的关键就看各派对于自己所谓的“体”、“用”究竟如何解释了。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混乱是显而易见的。下面即以各派观点之荦荦大者述之。 1．“中体西用”：代表人物是清末洋务派主将张之洞。张氏接过八十年代郑观应等人 “中体西用” 的说法， 于1898年发表《劝学篇》，其中强调的核心原则正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在张氏所讲的 “旧学为体， 新学为用” 中， “旧学” 即 “中 学”， 为“体” 为 “本”； “新 学” 即 “西 学”， 为“用” 为“末”。 在上个阶段，郑观应等人的“中体西用”着重强调的是“西用”（郑原本即是以“道”、“器”概念来解释中西文化之差别的）； 在这个阶段，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着重强调的则是“中体”。按照张氏的看法， 统治中国两千年的正统的意识形态 （即儒家思想） 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 （即纲纪伦常） 是 “中体” ， 绝对不能改变； 而与此相应， 西方的民权、 民主思想自然不能在中国实行。张氏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 乱民必作， 纪纲不行， 大乱四起”。 但“不可变者，伦纪者，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 也，非 工 艺 也”。 即西方科技作为“器”、“用”是可以引进的，只是必须“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惟其如此，才能“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质而言之，只要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即 “圣道” “伦纪”不动， 则西洋之科学技术未尝不可以输入。张氏之后的所有“中体西用”论，也都是着重在保卫“中体”，即强调中国本土的传统不能改变。他们认为这是“立国之本”，无论如何不能“西化”。于此可见，“中体西用”派在操作过程中，明显趋于保守、属于文化守成主义无疑，但饱受激进主义之苦的当代中国人应能对此有所会心也。而且更值注意的是：它并不否认中国走向现代化之必要，只是强调不要失掉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这正是国人乍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矛盾心理的最好折射，而“中体西用”之说也就具有了心理安慰的意义。 2．“全盘西化”： 代表人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其实早在1898年，谭嗣同就写了《仁学》一书，狂热地抨击和否决了两千年来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他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有人认为，谭嗣同实乃中国近现代政治激进派和文化激进派的源头和先驱，思想上似已“全盘西化”。但真正擎起“全盘西化”这面大旗的当然还是胡适。众所周知，胡适是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学生，所谓“全盘西化”正是他贯彻实用主义的一个实例，其用世之殷于此理论中昭然若揭——就此而言， “全盘西化”也的确如胡适本人所言不过是指“充分的现代化”而已。 “全盘西化”的内涵可以归结为四：①对于西方文明，主张积极地了解和输入：胡适反对“中体西用”派所谓西方代表物质文明、东方代表精神文明的观点，认为西方近现代文明在理智上通过科学追求真理、在宗教道德上通过高扬人格和人权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