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计划地开展科学技术工作”到第一个科技规划.docVIP

载于胡维佳主编：《中国科技规划、计划与政策研究》（论文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之一；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中） 从“有计划地开展科学技术工作”到第一个科技规划 胡维佳 “大科学”是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一种描述，其显著特征是国家用于科学事业的人力和物力支出，使科学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环节。同时，“大科学”也指为实现影响重大的经济或军事目标，由国家组织的规模庞大的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因此，20世纪40年代美国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等被认为是“大科学”的经典案例，而“曼哈顿工程”则成为“大科学”时代开始的标志。实际上，由国家组织的以集体合作形式有计划进行研究的“大科学”的思想,可以溯源至苏联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十月革命开始，就有了列宁著名的苏维埃加电气化的公式，他主张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进行规划。当苏维埃进行科学规划时，西方学者都持否定态度，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科学”的概念则成了时髦的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即着手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体系，为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奠定了组织基础；1956年中央政府领导制定了《1956一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十二年规划”），这个“规划纲要”配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将目标具体化为组建机构组织队伍，建立科研服务系统等；而《1956一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制定与实施，因之被视为“一次成功的管理实践”，并同时确定了科学技术国家级宏观管理的“规划模式”。但回顾新中国50多年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特别是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带来的示范作用和深远影响，我们会发现，虽然中国制定和实施科技发展规划的做法在形态上与“大科学”有相通之处，但并不是用“大科学”的概念所能涵盖的。实际上，科学技术规划成为中国当代科学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或是为“曼哈顿工程”之类规模巨大的项目所引发的，而是和社会主义这种现代化发展模式相关联的科技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从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开始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正体现了这一选择过程。 有计划地开展科学技术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七年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并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走上了计划经济的轨道。这个时期也是恢复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逐步建立全国科学技术研究组织体系，为全面、长远规划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四十三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这一发展科学事业的方针，一方面为科技工作者规定了现实的任务，同时也为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科学技术活动提供了依据。 1950年8月18-24日，第一次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区的代表50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由分散的、孤立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团结到有统一组织领导的、结合生产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工作，即走向有组织、计划性的科学工作。会议一结束，《人民日报》就特地为强调有组织、有计划性的科学工作发表了社论，社论指出：“在人民政府和人民科学工作者经常密切联系的情况下，科学工作者便可以针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在政府的协助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工合作，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工作，把全部智慧和精力都用在伟大的人民建设事业上。”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的科学技术研究组织体系，为有计划的科学技术工作提供了基础。1949年11月1日，在改组和整顿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所属22个单位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科学院；随着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建立和完善，隶属于地质、冶金、机械、铁道、交通、燃料、电子、建筑、纺织、农业等产业部门的科研院所相继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各大行政区和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也相继着手改组和整顿旧中国留下为数有限的研究、试验和调查机构，并陆续组建一批新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在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和原苏联专家帮助开设150多个新专业和500多个实验室之后，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工业部门（包括所属厂矿）和地方政府所属科研机构四部分构成的新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组织体系已初步形成。据统计：到1956年，全国共有独立研究机构410个，比建国初期近40个增长10倍多；职工6.4万人，其中研究人员1.96万人，比新中国诞生时不超过600人增长33倍左右。其中，中科院有研究机构66个，研究人员0.51万人；国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