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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概率为基础的语言研究 　　　一、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 　　20世纪中叶以来，生成转换语法突破原来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藩篱，掀起了语言学界的轩然大波，出现了众多语言理论异彩纷呈的局面。在语言学争论中，各种语言学派都列举语言事实作为其理论的支撑点。从现代语言学的传统来看，从描写主义、历史主义到结构主义，从语言习得、语言教学到语文改革，都注重收集语言数据，提倡经验主义。Chomsky(1957,1961)的理性主义则主张语言学家的任务是描写人的语言能力，外部语料（例如语料库）无法解释语言能力。理性主义所根据的语言事实是语言学家本身的母语知识（直觉、天性），由此可推导出UG（linguistic universals，语言共同性、语言共项）。Chomsky主要针对20世纪中叶以前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语法研究（例如Fries依赖美国政府非正式通讯档案来编写American English Grammar,1940），不无道理。但理性主义研究方法提出以来，语言理论层出不穷，而我们在沉迷于理论的解释时，却往往忽略了一个出发点：语言理论虽可解释语言事实，但语言事实本身并非语言理论的产物。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究竟谁是第一性的？如果我们承认语言事实是第一性的，那么根据哪些语言事实来提升语言理论？是语言研究者凭本人直觉所提供的语言事实，还是大多数语言使用者所提供的语言事实？郑锦全在谈到美国语言学研究现状时指出：“目前美国语言学界存在一个问题：理论泛滥，而缺少充分的语言材料，不够扎实”（张凤芝等2002:77）。 　　语言学中理性主义的基石之一是语言能力／运用的两分法，自Saussure提出“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以来，赞成此说者不少。Chomsky强化了它们的区别，将之看成是泾渭分明。对此，不同的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从语篇研究的角度持相反意见的语言学家有：Pike,Hjelmslev,Firth,Halliday,van Dijk amp; Kintsch,Hartmann等人（见Beaugrande 1991)。社会语言学家（如Hymes 1972）、功能语法学派（如Halliday l973）、应用语言学家（如Widdowsonl984）、心理语言学家和语用学家更是毫不讳言，指出语言运用才是他们研究的对象。语用学家Mey(1993:5)指出，“语用学的恰当领域是Chomsky所说的语言运用”。心理语言学家Aitchison(1998:183-184)虽广泛地介绍了Chomsky的观点，却也觉得把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截然分开难以接受，认为“心理语言学家对语言运用和语言知识同样感兴趣；两者密切相关，任何人只注意其中一个因素，而忽略另一个因素，是很奇怪的”。 　　内省式的语言研究方法也受到不少人的质疑。在语音学研究中，人们只能依赖自然观察的数据。语言习得研究难以采用内省式判断，研究者本人的语言直觉代替不了儿童的语言直觉(McEnery amp; Wilson 1996)。Chomsky(1964)自己也认为反对观察语言运用的看法并不适用于研究语言习得。内省式判断对自然观察方法的指责是言过其实。自然观察的数据的好处是有案可查、有目共睹，可以验证；而内省式的判断则是个人的行为，往往没有太大把握，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这实际上是科学研究中经常出现的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问题：是自然现象还是人为现象？是公众的观察还是个人的臆断？至于当初Chomsky对语料库的任意性偏态的指责，也不见得公允。Oakes(1998)指出，如果我们使用对数正态分布(lognormal distribution)的办法来描述语料分布，偏态就不会出现。值得注意的是Alien amp; Seidenberg(1999)的研究，他们认为，在整个生成语法历史中一直没有弄清楚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关系，其实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他们使用了连接主义网络模型的方法来模拟语法性判断，说明语言运用也可以产生语言能力。 　　应该说，生成语法学家致力于考察语言能力的同时，作为相反倾向的、主张尊重客观语言事实的经验主义传统并没有中断，而且在理论、方法论上也有很大进步。数据的基本特征是频数(frequency)，表现为概率关系，这就导致以概率为基础的语言研究的蓬勃发展。Halliday(1991)认为，语言系统的概率是固有的。当然观察频数仅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其目的应该是观察问题和回答问题，从定量向定性发展(Aartsl999)。概率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心理语言学都是以频数和概率为基础的，它们体现了尊重语言事实的历史传统的重现光彩。 　　　　二、概率语言学的提出 　　语言研究的概率方法(Probabilistic Approach)由此出现。2001年美国语言学会首先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