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我国首例水权交易事件.doc

透视我国首例水权交易事件 　　一、我国首例水权交易案回顾 　　2005年1月6日，义乌市委、市政府举行了横锦水库引水工程正式通水仪式，这是我国实施的首例水权交易。本次进行的跨市水权交易，依据的是2000年11月24日义乌市政府和东阳市政府共同签订的有偿转让用水权的协议：义乌出资2亿元向东阳购买其境内横锦水库500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根据义乌和东阳两市主要领导分析，这是一起实现双赢的良机：水权交易的成功，对于义乌来说，基本上缓解了限制其实现现代化的瓶颈----水资源不足造成的困难;而对于东阳来说，使该市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经济所需的可观资金。据浙江水利厅消息, 类似的水权交易事例, 该省除了义乌和东阳已进行的交易外, 慈溪和上虞也就汤浦水库引水问题正在协商之中。 　　水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联系紧密，而水资源既是不可替代的基础性自然资源，也是一种战略性经济资源,，社会发展离不开水资源的支撑。在我国， 水资源首先并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其次水资源的分布极不平衡，各地差别很大; 再次，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水资源浪费非常严重。因此, 如何合理地使用数量有限、分布不均衡而又浪费严重的水资源，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而不是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无疑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关注的问题。 　　义乌和东阳两市进行的水权交易模式，在当前我国采用行政手段统一分配水资源，各地政府争着控制国有水资源以及努力向中央政府多要配水指标的情况下，无疑具有创新精神; 同时，这种水权交易模式，对实现我国水资源管理模式的转变、促进节水型社会的早日建成，也会产生深远的改革意义。然而，这起水权交易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即什么是水权及水权制度，其发展情况如何，怎样构建中国的水权制度等，亟待引起我们的关注。 　　二、我国水权制度的现况 　　我国的水权制度，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新中国建立后，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曾在法制建设上有过波折，有关水资源的立法也不例外。不过我国早在建国后不久，就已经在法律上相当明确的规定了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是规定很少，而且也没有被贯彻执行，加上当时水资源问题并不突出，所以水资源的利用，基本上还是属于开放状态。并且，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我国的水权制度主要借鉴了前苏联的相关做法，以公有水权基础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为主，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 　　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用水冲突事件增多，用水竞争性问题开始严重，水资源逐渐成为稀缺性的经济资源，日益得到重视。相关的水资源立法也就应时出现并不断得以改进。1988年，第一部《水法》颁布，法律明确规定水资源归国家所有;确立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地下水、地表水由水管理行政部门统一管理的基本制度;制定了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方针;并参考当时世界通用模式，按流域或区域进行规划管理。1993年，水管理行政部门开始贯彻取水许可制度，实行地表水、地下水统一发放取水许可证制度;并随着《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水法》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也逐渐形成。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水资源状况的不断变化，对原《水法》的修改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2002年，新《水法》颁布，再次明确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同时认为，“水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管理的水库中的水，归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国家对水资源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1]由此，我国有关水资源的法律制度已经取得一定进展，而且也相继发生了几宗水权交易事件，例如2000年的东阳—义乌案，2001 年张掖节水型社会的水票制度，以及黄河水权转换制度试行案。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我国已经开始了对水权制度的积极探索，学界中也对水权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积极的研究也探讨，一时间，各家观点竞相争鸣，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关于水权，始终没有一部法律明确地对它加以规定，以致于对什么是水权，什么是水权交易，如何交易等诸多问题也没有确定的依据，这种状况对于水权制度在我国的最终确立是一个很大的阻碍。以东阳—义乌案为例，作为全国首宗水权交易案，它也被众多人质疑，对于它到底能不能算是一宗真正的水权交易案而存在，各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观点(例如吴国平认为东阳—义乌之间的水权转让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与我国的水资源国家所有制相悖离，其转让前提不具备，利益主体为当地政府是值得商榷的，转让程序也存在一定问题;还有人认为如果允许行政区之间的水权转让，将引起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并直接影响到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造成这种混乱状况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水权概念非常模糊。该概念在我国目前施行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并没有明确的界定。甚至可以说，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