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课件.pptVIP

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 一 、 中国文化的伦理类型 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这就是在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下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 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与西方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有很大的不同； 从物质生产方式看，中国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 从社会组织结构看，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 这种文化类型不仅在观念的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着久远的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社会心理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孝亲敬祖、尊师崇古、修己务实、不佞鬼神、乐天安命，等等。 正因为如此，斯宾格勒才把道德灵魂当作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符号。 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视为“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可以称之为“德性文化”。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重“德”，并不是说它轻“智”，它是一种德智统一、以德摄智的文化。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十分注重二者之间的和谐与统一，几乎到了有一种伦理关系在其中的地步： 人，出自于自然，以天地为父母，以万物为朋友，其精神(古人称之为“气”)可以与天地相通，因此可以说，人的“德”出自于天地自然，人与天地自然可以“合其德”。因此中国古代有“天命有德”的观念。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一段精辟的话 他说：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 中国文化的伦理型特征，主要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完善及其影响的长期存在。 与独特的宗法制度相联系的血亲意识，即所谓“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的观念构成社会意识的轴心，而且其形态愈益精密化。经过历代统治者及其士人的加工改造，宗法制度下的血亲意识有的转化为法律条文（如“不孝”成为犯法的“首恶”），更主要的是形成宗法式的伦理道德，长久地左右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 在社会心理方面，中国人向来对血缘关系格外注重，其语言表现是亲属称谓系统的庞杂精细。 与此相联系，中国人往往怀有浓烈的“孝亲”情感，这种情感不仅表现为对死去先祖的隆重祭奠，更表现为对活着的长辈绝对孝顺，所谓“百善孝为先”。 “尊亲”成为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道德传统。在中国文化系统内，孝道被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忠君、敬长、尊上等等，都是孝道的延伸。 正是由于“孝亲”意识笼罩社会，才使得绝大多数炎黄子孙不致成为“六亲不认”、 “无君无父”的宗教狂徒。从这个意义上说，纲常伦理观念如同一具庞大严密的“思想滤清器”，阻挡、淡化了宗教精神对国民意识的渗透。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佛教相比，中国宗教在禁欲、绝亲等关系世俗人伦的方面，总是留有充分的余地。 作为社会心理状况的理论升华，伦理道德学说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华学术的首要重心，影响之大，导致道德论与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互摄互涵，畛域不清。 在古希腊、罗马，人们关注的重心不是人际伦常关系，而是大自然和人类思维的奥秘，主体与客体二分、心灵与物质对立的观念深入人心，宇宙理论、形而上学得到较充分的发展。 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体系三分为思辨哲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此后直到近代，西方以“求真”为目标的学术范式一脉相承，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各自独立发展，虽有联系，但从未混淆不分。 中国则不同，人伦效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自然亦被人伦化，天人之间攀上了血亲关系，君王即“天子”，从而形成了天人合一、主客混融的局面。 中国古代的知识论从未与道德伦理学说明晰地区分开，为学的目标主要固在于求“真”——探索自然奥秘，而更在于求“善”——追求道德觉悟。 外在的自然界既未被当作独立的认知对象与人伦相分离，以外物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便遭到冷遇和压抑，自然科学、分析哲学因此难以获得充分的发展。 伦理学却滋生扩张，甚至成为众多学科门类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政治学成为道德评判，政事被归结为善恶之别、正邪之争、君子小人之辨； 文学强调教化功能，成为“载道”的工具； 史学往往不以存史为基本任务，而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 教育更以德育居首，所谓“首孝悌，次见闻”(《三字经》)，“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知识的传授倒退居其次； 至于哲学，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则往往与伦理学相混融，主要是一种道德哲学。这一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