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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如何学习 　 柯俊　　Commencement的意思是“启始”，就是学习的开始，也是事业的开始。学习的开始是终生学习的开始，“活到老，学到老”，你毕业后要更好地学会如何做人，如何才能学得更多，这些都是学习，所以叫作Commencement。　　如何学习这个问题，同学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都得到一些体验，那是不是各方面都学到了呢？不一定。各人家庭不同，社会经验也不同，在学习上的体验也会不同。３０年前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有位教授，是澳大利亚的首席电子显微镜专家，他带着全家来中国休假，一行五人：爸，妈，１４岁、１２岁的两个姐姐，８岁的弟弟。他爸住在我们这儿，每天上班。由于我们那儿没有办公室，所以只好在电子显微室旁边腾出一间小屋子，里面放了一张办公桌，这位父亲每天就在那儿办公。我们的许多同学就带着问题去向他请教，他对任何问题都不拒绝。他觉得他到中国来休假，需要了解中国，希望与中国学生接触，建立中澳友谊。如果他不坐在那儿上班，他就对不起澳大利亚的纳税人。这是他的敬业精神的表现。孩子的两个姐姐和妈妈都在学中文，她们想要了解中国；弟弟年龄小，借了一副乒乓球拍学打球，结果弄丢了一块。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像我们所想的父母出钱买一块就完了，而是由姐姐主持家庭会议，父母在旁边充当顾问，来讨论这事应如何解决。讨论的结果自然是买一块来赔，但谁出钱呢？你自己弄丢的当然得你自己想法出钱去买。于是小孩就挖空心思想法挣钱买球拍，他首先想自己会做些什么——他们这些父母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外国父母从孩子们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他们的谋生之道。若某一天父母不幸突然去世，我们的孩子就没法了，不过我们中国的亲戚家属观念浓厚，孩子们总会有人照顾，而外国的孩子们就会想办法去谋生。于是这个孩子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招待所大门口摆了个地摊，帮司机擦汽车，一次两毛钱，最后赚了２０元钱。赔了球拍以后，还剩下１２元钱，怎么处置呢？于是又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姐姐认为这钱应属公有，因为这钱是你擦车人家给的。孩子自己也说他其实并未擦够１００辆车，别人见他可怜，每次都给了一元钱，所以这不属于合法劳动所得，应予充公。不久以后，他们要回去，才发现球拍在床底下。现在这球拍属于谁呢？又开了第三次家庭会议。大家认为这拍子应当充公，算作小孩捐献给大家的用品，因而把旧球拍又交还给了我们的招待所。这是很好的家庭教育，是公德教育也是人文素质教育。后来他们到牛津大学，当时正值英国的中学生作文竞赛，孩子的姐姐就以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写了一篇文章，获得了全英的特等作文奖。　　我发现我们的教育与外国的有所不同，我们的教育常在无形中完成。我不知在座的同学有多少进过幼儿园，有多少人做过抢板凳的游戏１０人抢９个位置。我常问，这是资本主义教育还是社会主义教育？我们常常说，如果未坐着凳子的同学腿不好，或老师的身体不好，你让座，那是雷锋精神；如果你坐在那儿不动，那肯定是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精神。但这种抢板凳的游戏又培养了孩子们的一种什么精神呢？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对孩子的教育。澳大利亚的那一家对孩子是很好的教育，自己挣钱，严守纪律，而且又培养了孩子的组织能力和讨论问题的能力。我们现今的大学生基本上都缺乏组织能力，今后到社会上也会缺乏这一点。梁漱溟先生曾说，东方民族是礼仪之邦，但在成人中却有些不足，这不足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公共观念比较缺乏，如乱扔果皮纸屑等，就是说社会公德比较差；第二是守法精神不够；第三就是缺乏组织能力。这些情况在大学里面也存在，所以有知识的人素质并不一定高，没有能力而只有知识也很难发挥社会作用。如果素质不高，就算有知识、有能力，也可能偶尔会搞出点成果，但危险性就更大了，因为偷东西的水平也比别人高了。　　面对２１世纪，我们的学习任务更重。因为２１世纪是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纪。世界虽有一段间歇的和平，但总的说来，局部战争始终未停，竞争也仍然激烈。柯达公司与我国几乎所有的彩色胶片公司合作，唯独只有保定的乐凯公司没有。柯达公司准备投１０亿美元到我国建厂，决心消灭掉所有的国产彩色胶卷，然后就可以摆架子了。这不仅是经济的竞争，更是政治、军事的竞争。所以我们不能只是靠引进然后照做，而必须自己研制。　　北京化工学院、清华大学都对毕业生进行过调查，发现５年之内换工作的、改行的至少有５０％。所以在学校里学得过窄，肯定没有好处。从国内来看，由于经济体制的转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每个工厂、科研单位就必须适应市场的需要，人才也须适应市场的需要。社会需要的是那种有较宽的知识面、较扎实的基础及各方面的能力较强的人才。所以经济体制转轨后，社会对研究生、大学生的要求也在不断改变。现在不太注重专业对口，每一个人在一生中会不断改变自己的工作，美国人平均是５次，就是说一个人对社会要有高度的适应性。我曾经问冶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