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消防及湿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docVIP

 摘 要 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高层建筑不断的涌现，其高度和数量都飞速的增长着。高层建筑高度越高，其火灾危害性就越大，容易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事故，所以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设计是十分必要的，应该充分认识到消防设计在整个高层建筑中的重要作用。 论文介绍了高层建筑的消防监控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对所设计的高层建筑进行了分类和火灾危险等级的划分；在水力计算的基础上，主要完成了建筑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其采用的是临时高压供水。 关键词：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联动控制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目录 前言1.1 消防发展历史 生命延续总要有承接，自然之理有生有克。有火灾之生，必出消火灾之法。历史的诚告，让社会在良好的秩序中稳步前行，治火是不可缺少的。自古至今，不重视防火灭火，就会受到火的惩罚。我国历史上很多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以及科学家、文学家都对火灾和同火灾作斗争给予十分关注。 六千年前西安半坡村遗址有一座半地穴式的方形小房屋因火灾焚毁后留下的木炭还清楚可见，那些在防火保护层的保护下残留下来尚未烧完的木柱上，保存了一层坚固的防火涂料，证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探索防火的技术了。 我国古人同火灾作斗争一向重视以法治火。最早见诸于文的治火法规，是在殷商时起：“春二月毋伐林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草为灰……”就是说，春季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在商朝时就已经有法律条文规定：“弃灰于道者断其手。”读过中国法史的人都知道，关于依法治火，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条法规之一。 观史明智。从浩瀚的历史书卷里，不难看出承袭下来的成文法中那些有关火政法条记载。唐朝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布的唐律，在其《杂律》篇中对于山陵兆城官府廨院、仓库等失火，“非时烧田野”、“故意放火”以及“诸见火起，应去不去，应救不救”等，而到宋、元、明、清代，见诸于法律中的消防条文就更为突出。元朝刑律不仅包括对失火、放火的刑罚，而且对百姓防火和维持火扬秩序等已有了较具体的规定。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城郭人民、邻甲相保、门置水瓮、积水常盈，家设火具，每物须备，大风时作则传呼以徇于路。有司不时点视，凡救火之具不备者罪之……”明代洪武年间颁行的《大明律》对《唐律》删繁就简，补充了看守人员趁火侵吞财物者以监守自盗论罪，对放火犯必须查获证据等内容。而到了清代初颁布的《大清律》以《大明律》为蓝本，其中同火灾作斗争的条款内容基本与明律相同。 据《番禹县志》记载，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四月二十日，广州府“学署辕门众酬神演剧，方卓有人服（吸）烟，忽引其火，盘旋棚际，顷之火焰轰烈，竟燃毙一千四百余人，哀号之声震道路……尸骨皆层累积沓，又以手相挽”。按1981年2月14日美联社伦敦电讯，国外出版的《世界纪录全书》称：“广州一间戏院在1845年发生的一次火灾，死人1，670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火灾”。 清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18日）吉林市沿江一带发生大火，燃烧二昼夜，灾区约占全城十之七八。记载述：“吉林街市繁华之区大半荡尽，穷民被火无家可归，扶老携幼流离道左，满目疮痍，伤心惨目”。这场大火被称为“吉恒浩劫”，是清代末年的最大火灾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发生了最大一起火灾，就是号称重庆的“九·二”大火。1949年9月2日，重庆市赣江街17号油蜡铺三屋起火，火势蔓延十分迅速，延烧了朝天门至小什字这一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三角地带的大片房屋。并引燃江面上的囤船和其它船只，浮油在江面上燃烧，延烧到江北部分地区。大火持续18个小时，余火烧了三昼夜，被毁房屋万余幢，近10万居民无家可归。被称为重庆市“空前浩劫”。 以史为镜，我们看到了什么？透过历史，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直到今天火的利用和火灾的发生绝不是一个地域性，一个有限社会性积淀，而已成为整个世界生命群落文化的一种——火的文化。悄悄逝去的历史，我们应该记取这些教训，我们应该把隐没的祭文作为对当代消防的思考。 1949年，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新中国诞生后，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各地人民公安机关先后接管了国民党政府警察机关的消防，直到1957年9月11日，由周恩来总理签署，公布了《国务院关于消防工作的指示》这是我国消防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这时已为消防立法做了准备。两个月后，国务院颁布了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6次会议批准的《消防监督条例》，可以说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消防法规。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批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对违反消防管理的行为作了明确的处罚规定。1960年5月1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防火指示》，同时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制定颁布了《关于城市消防管理工作的规定（试行）》、《关于加强农村消防工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