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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面临的主要结构性矛盾与对策措施 一、主要结构性矛盾 　　（一）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物质资源投入，影响增长的持续性。在促进增长的土地、劳动、技术、资源要素中，技术要素对增长的贡献较小，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只能不断地增加土地、能源及其他矿产资源、劳动力的投入。市场化过程中，土地、矿产资源的不断资本化也为通过加大物质资源投入换取高增长提供了可能。物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果技术进步跟不上，经济增长会逐渐趋缓甚至停滞。长期依靠物质资源投入发展低端制造业，极易被跨国公司固化配置在其技术发展的低端位置，难以升级。长期大量消耗物质资源激化国内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供需矛盾，提高能源矿产资源的进口依存度，使发展受制于人，且破坏生态环境。 （二）劳动收入相对资本、土地收入下降，制约消费增长。劳动较土地、资本供给更充足，这使得在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过程中，劳动价格相对土地价格、资本价格的上升速度慢。要素价格的这种变化，反映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收入分配结构变动中，就表现为土地、资本的所有者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上升，住户部门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城乡居民缺乏增加消费的支出能力。 （三）外需比重较大，增加平衡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困难。外部需求比重较大，一是使国民经济运行易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一旦主要贸易伙伴国需求不足，对我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下降，我国经济增长会因外需减少而下滑，由此带来就业、居民收入的减少等一系列问题。二是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使我国与贸易伙伴国贸易摩擦增多，招致汇率升值压力，给国内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出口增长带来较多不确定性。三是在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情况下，净出口快速增长，央行不得不被动地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尽管央行可以动用相关手段回收部分流动性，但很难避免国内资产价格攀升，增加通胀压力。受人才、能力、经验等条件的制约，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常常面临较大风险。 （四）投资比重较大，引发不合理产能过剩和经济频繁过热。1991-2000年，我国资本形成率平均为37.8%。进入21世纪后，资本形成率大幅度上升，剔除掉应对危机的2009年，2001-2008年间，资本形成率达到41.2%。相对应地，最终消费率从1991-2000年的60.2%，下降为2001-2008年的54.2%。总需求中投资需求较高，最终消费需求较低，在目前体制环境下极易引发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不合理产能过剩，并使总需求极易出现过热，增大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 　　（五）直接融资、中小银行比重小，增大银行系统风险，加剧中小企业融资难。直接融资市场满足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银行贷款筹集资金，加大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加上国有银行贷款、国有企业借款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一旦实体经济效益下降，银行呆坏账率和风险便会显著上升。从银行贷款看，目前工、农、中、建、交5大商业银行占银行贷款总量的70%左右，大部分银行资金投向大城市、大企业和大项目。缺乏中小型银行使中小企业长期融资困难，也使非正规民间金融在部分地区普遍存在。这种状况既不利于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影响实体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也不利于扩大就业。 　　（六）产业结构层次低，带来产业整体竞争力较弱。改革开放以来，第2产业比重和第2产业内部能源资源消耗较多的产业比重一直较大。第3产业中的金融、保险、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比重较小，水平较低，整体发展水平要弱于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部分新兴经济体。每年进口大量初级产品，消耗能源资源后向境外出口附加值不高的制成品，使我国成为国际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生产车间”和“加工厂”，清洁输出国外，污染留在国内。长期以来，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电子信息、精密机械制造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制约产业、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国防安全。代表产业发展方向和有利于建立战略性优势的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投入少，发展水平低，不利于未来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取得优势。 　　（七）城乡区域结构失衡，不利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利润率远低于非农产业。建国后，长期存在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转移农村财富，更加大了城乡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尽管政府十分重视三农，并加大财政投入，但从城乡居民收入、生产生活水平等方面观察，城乡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中西部地区受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发展基础等方面制约以及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原材料工业产品与东部地区加工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使中西部与东部在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城镇化率、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等方面存在相当大差距。农村、内陆地区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不利于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妨碍总需求持续稳定增长。发展差距过大还会引发、激化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