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授精技术在生猪遗传改良中的作用.docVIP

人工授精技术在生猪遗传改良中的作用 陈 斌(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湖南长沙，410128） 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猪大国，生猪养殖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据相关报道，2010年全国生猪存栏4.45亿头，猪肉产量5 070万，人工授精在育种中的应用已有70多年的历史，迄今为止仍是育种中重要的生物技术Sellier和Rothschild（1991）通过对不同国家采用猪人工授精技术地区的回顾，推断1991年以前，人工授精技术保持在一个平均的低水平。随后，由于精液运输服务的改进及农场主可以进行本场的人工授精工作，人工授精技术在很多国家都有较快的推广速度，如在法国，人工授精的比例直到1987年还维持在3%的低水平，而1997年则超过50%（Ollivier，1998）。目前在发达国家如美国、丹麦、瑞典、法国等，均在养猪生产大规模使用人工授精技术90%～95%的母猪采用人工授精。 猪人工精技术早于1950—1960年在我国，但由于当时设备落后、技术水平较低，导致受胎率、产仔性能、疾病控制等均受到较大影响，未能在规模养猪生产中应用。自1995 年以后，国外猪人工授精技术、设备相继进入我国，各大规模化养猪逐步开展人工授精，取得满意效果，人工授精技术得到迅速普及，大、中、小养殖户都使用该项技术，以减少公猪饲养成本。目前，在规模化养猪较发达地区，各大型种猪场纯种猪群中 90% 采用人工精，商品猪生产也达到 60%～70% 。 该公式表明，为了加快选育进展，必须考虑：增加可利用的遗传变异；提高选择强度；增加育种值估计的准确度；缩短世代间隔。 其中，σA是加性遗传效应标准差，通过人工授精技术，可以扩大群体规模，增加群体变异性 选择强度i是不受性状影响的通用参数，选择强度与留种率间存在直接对应关系，留种率越低，选择强度越大，如留种率为1%时，i=2.66，留种率为5%时，i=2.064，留种率为10%时，i=1.755，留种率为15%时，i=1.554。采用人工授精时，所需种公猪数大减少，从而使公猪留种率降低，大大提高公猪的选择强度Vangen和Sehested1997）若在纯种繁育中100%地使用，公猪的选择强度可提高10倍。 公猪选准确性提高核心群种公猪使用年限可得到有效控制，当后备公猪估计育种值超过种公猪时，现有核心群种公猪就可以转移到繁殖群或者商品群使用，这样可以有效缩短育种群世代间隔，改善育种效率，加快遗传进展育种群种公猪头数越少，公猪选择强度越大，育种进展也越高，但目前我国种猪核心群规模偏，群体近交速度， 联合育种是现代动物育种理论的精髓，世界养猪业发达国家的共同经验表明，联合育种是加快动物群体遗传改良、提高育种效益的重要途径（张勤，2007）[6]。国际上种猪育种的主流趋势就是以不同组织方式的联合育种体系，即便类似PIC这样的大型跨国种猪公司在其体系内也是实行跨国联合育种因此，可以预见，我国未来的种猪育种体系将是以全国性和区域性联合育种为主的模式。, 即“超级核心群”， 每个猪场（群）相当于一个子核心群，各猪场（群）开放，整个群体（育种系统）闭锁繁育，必要时才导入基因，以达到加快育种进展和提高群体性能水平的目的。猪的联合育种内容包括：建立相应的育种组织；统一对性状的定义；实施统一的育种方案；建立科学、规范的性能测定体系；应用先进的遗传评估方法(BLUP)；应用人工授精技术；建立和加强场间遗传联系；实现区域性和全国性的联合遗传评估；实现种猪的跨场、跨区域选择。 在猪的联合育种中，人工授精技术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从 BLUP 理论问世以来，各国均纷纷将该理论用于区域性甚至全国性遗传评估，大大提高了选种的准确性。但由于缺乏场间遗传交流，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人工授精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场间可通过种猪精液进行遗传交流，为区域性或全国性联合育种奠定坚实基础。 Mathur等对加拿大猪改良方案猪群的研究表明，一个猪群的平均关联度应大于3%，对2个有较多遗传物质交换的猪群，关联度应大于5%。畜群间的关联度定义为畜群效应的相关系数，Mathur等根据加拿大猪的遗传改良实践，提出了场间遗传联系的措施，即：使用良好遗传联系的人工授精公猪；从良好遗传联系的猪群中选择人工授精公猪，从良好遗传联系的公猪获取足够比例的后代[7]。 3 采用人工授精技术，缩短遗传时距 猪的繁育体系呈金字塔形其中金字塔顶部是育种场（原种场），核心群在育种场里选育，对已选择的品种、品系进行纯繁提高。金字塔中部是繁殖场，饲养繁殖群它的基本任务是将来自核心群的纯种扩群繁殖，向商品场提供后备种母或提供品种、品系杂种母本。金字塔的底部是商品场，饲养商品代它的任务是按照育种计划规定的杂交摸式，优质的商品上市。在繁育体系中，核心群的遗传改进需要通过繁殖群传递到商品群此过程是核心群的优良基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