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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芳：文化破碎中的乡村教育 　　对乡村教育的关注是基于我自己的爱好，同时也是基于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的责任。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关注乡村教育呢？要上升到文化的层面，上升到对目前乡村少年的生存状态问题，从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层面上敞开一条乡村建设的路径，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乡村教育的问题。　　我之所以敢到这里来汇报，首先是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有责任为我的父老乡亲做一点事情，我希望我们的交流能够敞开一点点新的东西。我想和大家敞开心扉交流些问题。我们今天在这样一种都市生活中，为什么要关注乡村教育？这不仅仅是显明我们的责任感。　　谈论乡村教育的意义　　意大利着名儿童文学家德·亚米契斯在《爱的教育》中这样写到：　　——身体精神都染了病的人，快去做五六年农夫吧。　　——人的堕落，与物的腐败一样。　　——物虽腐败，只要置诸土中，就能分解成清洁的植物的养料。人亦然，虽已堕落，只要与土亲近，就成清洁健全的人。　　我们今天关注乡村教育，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为我们的物欲化的都市生活寻找新的根基。这种根基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族类的根基，一是作为个体生命的根基。我们对乡村社会的关注，实际上是活化我们生命的根。电影《霍元甲》中，李连杰扮演的霍元甲历尽艰辛，终于明白只有爱才能赢得世界，后面尽管他濒临死亡，但人格已经高高地站立起来。其中促成霍元甲完成精神救赎的情节正是远离繁华都市的乡村自然，加上月慈姑娘。其中隐含的乡村社会对于个体生命的拯救的基本要素就是：爱、美、自然。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乡村社会的重要因素，在这片古老的乡村土地上，你还可以感受到心灵与生命的净化。面对道德理想与激情灰灰湮灭于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之中，置身乡土，我们不仅仅去寻怀旧之旅，更重要地是从生命的根基出发去关注乡村社会与乡村教育。　　另一方面，以农村作为社会最大群体的当代中国迫切需要我们增加对乡村文化与教育问题的关注，我们关注和谐社会、公民社会，都不应忘记乡村社会的存在。“改革正在过大关”，不关注农村社会的和谐，就不可能有整体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需要把乡村教育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关注视野之中，通过对乡村教育的关注来显现我们的公共关怀。在今天，也许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可以通过语言来建构一个公共的空间，以语言来敞开我们对社会的关注，同时也敞开我们当下的生命空间。我们的社会急切地需要公共理性精神的发育，公共论坛的开辟无疑可以拓展我们的公共视野，提高我们社会的公共理性精神。关注乡村社会，让我们在拜物教流行的社会中，开启一种为他者而活着的精神。　　乡村教育的问题：说不清的读书　　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对待教育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极端，在城市，教育被看作是家庭和社会关注的中心各种形式的教育给孩子的生活增加的是很精细的压力。在农村却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　　有个报道称，四川山区，上大学无用论抬头，有家长这样说：“我曾经对儿子说，别念书了，可是他一听就哭了。他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孩子，可是自从上了高中，跟谁也不爱说话了。”“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浙江富裕小镇的教育状况同样堪优。玉壶镇是浙江温州着名的侨乡，大部分玉壶镇的孩子都会在高中毕业前出国。玉壶中学初中有5个班，高三只剩下3个班，高三2班是惟一的文科班，高一时四十几个人，现在还剩18个人。这说明乡村社会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学位的问题，还有一些更深沉的问题。与此同时，京沪地区的家长不计血本投入。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上海复旦二中、上海师范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交大附中它们的“一本”升学率都是90%以上，“这几个学校拼的是名牌大学升学率”。而在北京，几所最着名的市级重点中学之间，拼的已经是“北清率”(即考上北大和清华的比例)。　　读书无用论何以在乡村社会抬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扩招前乡村社会对教育充满了美好的期待，读书人在乡村社会有着良好的美誉。扩招后，尽管上大学的比例提高了，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我们来看四种人读书的命运：大致有两类，一是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又有两种情况，少数成功，大多数境遇一般，在激烈的竞争中，乡村社会出来的大学生，他们享有的竞争资本不够，只有学历资本，在社会关系资本以及个人综合素质资本上他们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类是考不上，考不上的人总结起来打工是基本命运，但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早退学早打工早适应，反而是不上不下的最尴尬。　　在乡村社会中没有考上大学的人，多读一年书和少读一年书，对于他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对于他而言，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不成功的体验。乡村社会的成功与否与受教育程度没有必然的关系。读书越多而又没能走出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乡村社会的生存能力还比不上那些读书少的同龄人。　　与乡村少年上大学机会扩大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高考应试教育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