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的三个“药方”.docVIP

刘道玉的三个“药方” 智效民 丁东 　 　　刘道玉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兴衰的见证人。1980年代,他主政的武汉大学曾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深圳” 《创造教育概论》33元　　《创造思维方法训练》36元　　《大学生自我设计与创业》32元　　《创造教育新论》38元　　《创造：一流大学之魂》48元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智效民　　丁东：多年来,社会各界对教育议论纷纷。这些意见可以用“四个不满意”来概括,一是学生不满意,二是教师不满意,三是家长不满意,四是用人单位不满意。其中,有一方面的声音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来自大学校长的批评。比如担任过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担任过华中师大校长的章开沅、担任过南京大学副校长的董健,都发表了独立的批评意见。其中思考最深入、最广泛、最系统的就是担任过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　　智效民：　　丁东：这种判断基本上可以成立。刘先生1958年在武汉大学读完本科,又师从曾昭抡教授从事化学研究,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上世纪60年代,他被派到苏联留学,在中苏关系破裂后,成为闻名一时的“反修战士”。“文革”初期,他被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提名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联络组组长,受到重用。但后来又沦为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受到审查批斗。“文革”中大学刚刚恢复,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还当选为中共十大代表。1977年4月,他担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复出后,召开科教座谈会,他作为座谈会的组织者之一,曾建议来自武汉大学的教师查全性当面向邓小平建言,废除“文革”中实行的大学招生推荐制。于是邓小平当即决定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紧接着,他又参与了研究生制度的恢复工作。　　智效民：恢复高考制度,是改革先声。在这方面,刘先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真是功不可没。　　丁东：不仅如此。1981年,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当时年仅48岁。他主政武汉大学7年,其间曾提出“金牌精神”的办学理念,并试行了学分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等一系列改革,使武汉大学焕发勃勃生机,无论教学还是科研,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当时的武汉大学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深圳”。　　智效民：当年的刘道玉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只要勇于改革,大学是可以办好的。如今教育问题大,大学办得很不好,其原因就是,近二十年来,我们的教育丢掉了改革初期的精神,走上一条“遇事向上看、遇人向钱看”的不归路。　　“天”有病,人知否?　　丁东：这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刘道玉在谈到中国大学精神的重建时指出,历史上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等在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人的领导下,将西方的大学理念与中国的教育传统融合起来,并以中国教育家的气质,塑造了各自的大学精神。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院系调整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受到了极左思想的严重破坏,独立的大学精神中断了。几代教育家培育的大学传统,也被彻底否定了。　　智效民：历史是一面镜子。我在《八位大学校长》与《六位教育家》两本书里回顾了民国时代的教育,就是想为当代教育提供一点借鉴,看看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毛病。对照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以前那些校长、教育家所奉行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今天难见踪影,相反,纯净的校园蜕变为滋生学术腐败的土壤。可见当代教育确实是出了毛病,而且病得不轻。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对于国家、民族乃至家庭来说,教育是最大的事情。如果教育有了病,而执掌教育管理权力的人却熟视无睹,这是很危险的。　　丁东：基于这种担忧,刘道玉开出三个“药方”：一是改变陈旧的教育理念,二是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三是摒弃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比如在谈到第一个问题时,他说中国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难以遏制的腐败、屡禁不绝的“重点”、硝烟弥漫的高考、铺天盖地的补习、积重难返的不公……“归根到底是陈旧的教育观念,即学而优则仕、状元情结、灌输和死记硬背式的应试教育与考试方法和浮夸风等在作祟。”智效民：　　丁东：在教育方面,我们强调“塑造”,西方主张“成长”。强调“塑造”,就有古代的科举考试和当代的应试教育,家长也会有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愿望；主张“成长”,则是顺应孩子的自然发展,不干预他们的兴趣和选择,让他们在独立、民主、自由的氛围中成长。刘先生认为,这是杰出人才成长必须遵循的规律。　　智效民：西方的这种教育理念,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心里,教师的作用只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因此他主张教师应该利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识,而不是传授所谓的知识或智慧。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认为,仅仅“用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