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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学习：校园2.0 蔡立英/编译 ● MOOCs正在改革高等教育，并为科学研究提供素材。 去年8月，校长华莱士·洛（Wallace Loh）走进胡安·乌里亚格里卡（Juan Uriagereka）的办公室，说了一句切中要害的话：“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课程——昨天！” 乌里亚格里卡是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主管教师事务的副教务长，完全明白他上司的意思。全世界的大学管理者连月来都在谈论大规模网络公开课（MOOCs）：这是基于网络的教学项目，可以让成千上万的同学同时学习，一部分原因在于使用了社会化网络的技术。作为对视频课程的一种补充，大部分学习内容来自网络评论、提问和讨论。参与者甚至互相批改试卷。 2011年夏天，当斯坦福大学开设的一门人工智能课程吸引了全世界16万学生、并且其中有2万3千人修完了课程时，MOOCs就已经引起学界的瞩目。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Coursera公司——最早主动开发MOOCs的三家由研究员领导的创业公司之一——正邀请马里兰大学为其软件平台提供5门课程。洛也想加入其中。“洛非常清楚，”乌里亚格里卡说，“我们需要加入其中。” 相似的对话也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大学中展开，数十所大学——最新的数字是74所——蜂拥着来签约。科学、工程和技术课程是这个运动的先锋队，但是管理、人文和艺术课程的人气也在增长。“在我对高等教育的25年观察中，从来没见过发展这么快的。”米歇尔·史蒂文斯（Mitchell Stevens）说，他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家，并且是一场在全校范围进行的名为“教育的数字化未来”系列讨论的领导者之一。 这种热潮的产生，部分是因为MOOCs的流行恰逢其时。砖和砂浆构造的校园已不可能跟上先进教育的要求：根据一个广受引用的算法，到2025年，全世界将需要每周新建4所以上能容纳3万学生的大学，来接纳将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更别提还有数百万的成年人在寻求深造和职业培训。大学和学院面临的财政压力也很大，尤其是在美国，骤增的学费和一直扩大的学生债务已导致了来自政治家、家长和学生的反弹，他们要求知道他们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当MOOCs袭来时，在哈佛大学研究教育技术的克里斯·德迪（Chris Dede）说，它们有望能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大幅扩大现有校园的覆盖范围，同时使教育工作者的工作量流水化，大学把它们作为下一件大事来抓。 我们有理由希望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罗伊·皮（Roy Pea）说，他在斯坦福大学领导一个研究人们如何使用技术的中心。MOOCs整合了几十年来对学生如何更好地学习的研究成果，能让教师免于单调地重复入门课程。而且，平台能够记录上网学生的每一次鼠标点击，有望通过产生能改进未来教学的数据而转变教育研究。“我们能对每一篇论文、每一次考试，直至每个学生偏爱哪种媒介进行微分析。”皮说。 MOOCs的公司仍然面临挑战，比如应对较低的课程完成率，并证明它们能盈利。他们也有在教师中间做很多说服性的工作，乌里亚格里卡说。“许多人垂涎三尺，迫不及待想加入其中，”他指出他的大学已经为其5个新开的课程招募了20个志愿者，“其他人则说，‘等一下，我们如何保持质量？我们如何与学生保持联系？’” 大规模教育学 MOOCs很大程度上是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一个走廊里诞生的，在这个走廊上，吴恩达（Andrew Ng）、达芙妮·科勒（Daphne Koller）和塞巴斯蒂安·史朗（Sebastian Thrun）的办公室之间不过间隔几步路。不过，MOOCs也得归功于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研究，当时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爆炸性增长，激发了一大群人努力开发互联网用于教育。大学管理者倾向于把这些项目视为杂耍——当时的高等教育财政紧缩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所以大多数实验工作是受委托的个人、院系或研究中心开展的。但是随着宽带、社会化网络和智能手机等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者的兴趣持续增长。 吴恩达是在2007年加入这项研究的，因为他想把斯坦福大学高质量的教育带给“那些可能永远不能到斯坦福大学学习的人”。沿着开源软件照亮的道路，通过早期的开放教育尝试，他启动了一个项目，邮寄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10门工程课程的免费讲座视频和讲义。他承认，他的方法比较粗糙：只是把讲座录制下来放到网上，然后希望会有好效果。但是让他吃惊的是，开始有陌生人来找他，说，“您是吴恩达教授吗？我一直都跟着您进行机器学习！”吴恩达开始明白网络课程可以到达很远的地方，就开始把他原来的系统进行升级。“当一个教授能教5万人时，”他说，“教育的经济学就改变了。” 吴恩达跟许多人都谈过他的工作，其中一位就是达芙妮·科勒，她在2009年开始开发她自己的网络教育系统。吴恩达朝外看，科勒却想朝内看，改革斯坦福大学的校内教学。她尤其想推动“翻转”这个提出来已经10年的创意，学生们可以在家听讲座，在课堂上和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