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族民族身份的社会意义.docVIP

保安族民族身份的社会意义 族群身份的社会意义是为来自不同群体的人们的社会互动提供一整套角色规范[1]。那么，我们在保安人当中观察到的“保安族”这个由国家赋予的身份在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当中是否也起着角色规范的作用呢？民族身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身份呢？ 通过实地调查，我们知道，当前，在人们的日常社会交往中，整个西北地区，能够广泛起到族群互动的角色规范作用的族群边界是宗教，也就是说，不论是回族、保安族、东乡族，还是撒拉族，他们与其他人——不仅是汉族，还包括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民族——互动时，都共同遵守一套标准，使用相同的标记，在这四个民族之间进一步的族群区分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也没有人这样做。相反，在这四个民族之间，教派的分界作用远较民族之间的区分广泛得多、明显得多、深刻得多。保安族、撒拉族和东乡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语言差异并不影响同一教门的人们相互认同，在保安族中间，对本教门认同远甚于对本族群的认同。这说明，民族身份并不提供日常生活中社会互动的角色规范。 一种身份，如果不具有提供社会互动规范的功能，它的社会意义会体现在什么地方？ 保安族命名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50年间，这种身份的社会意义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有关保安族的史料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种历史印象：民族观念、民族政策的传播，与建国初期阶级成分划分这种举措一样，都是一种社会动员，赋予人们明确的身份，阶级的与族群的。对保安族来讲，这种社会动员在改变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当时在大河家地区，保安人在群体层次上与其他族群没有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但是，这种社会动员在改变保安人的社会心理感受方面的意义则是明显的。一方面，当地尚残存的歧视性称呼被一扫而光，移民保安人在当地的定居得到国家的确认；另一方面，土地制度改革、社会进步以及自治区（乡）的建立总是在“保安族”这个特定语境中展开，仿佛人们社会地位的改变——各种阶级成分的人们的相对位置的变化——都是因为国家认定了“保安族”。这两方面的影响加在一起，使保安族“翻身做主人”的感受特别深刻。那个时期，不仅是民族干部，在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普通的“贫下中农”中间，“保安族”的意识都很强——虽然当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理解“民族”身份。 建国初期民族身份的这种社会影响仅仅持续了短短不到6年时间。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里，保安族的民族身份没有继续上述作用。一些受访者提到，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保安族”，对“回民”也很淡漠了。从1978年拨乱反正全面恢复执行民族政策，到1981年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建立，人们的“保安族”意识又重新被唤醒，并在人们中产生了“人以稀为贵”的观念——人口越少的民族国家越重视，越显得“贵气”。自治县成立的头些年里，“保安族”身份的社会意义仍然主要体现在社会心理方面，帮助人们从极左和文革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我们调查中发现，自治县建立初期带来的整个保安族社会的兴奋感，也很快发生了分化。1978年以后，我国普遍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有的农民，在一个非常公平的起点上，开始为新生活奋斗，没有用多少年，农村社会就出现了新一轮分化——在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家庭之间的相对差距扩大了。一些家庭致富了，而更多一些的家庭则处于只能应付生产生活需要的境地，甚至还有一些陷于贫困。到2000年，保安族中有75%的农村家庭属于后两种情况。1981年自治县建立以后，保安族人口中还出现了所谓的城乡分化，大约5%的人口通过升学、招工、招干脱离了农民身份。对家庭经济情况与身份意识的关系分析发现，有工资收入的家庭以及属于第一种情况的农民家庭，人们的国民意识和民族意识都较强，而家庭经济属于后两种情况的受访者更关心宗教。如果把农民受访者评价政策的话转换成社会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民族是那些可以“拿工资”的人们的事情；民族身份意味着一些机会；民族身份是可以拿来运作的政治资源；民族是精英进入更大范围社会政治生活时使用的一种符号，是社会上层的专利。而对那些不是农民的受访者来讲，民族身份既提供了机会，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它是一种让人们以为可以带来一些发展机会而有时并非如此的身份——因此开始有些令人失望。 在一些工作场域，民族身份的分界作用和角色规范作用有所显示。人们谈到，在近几年的民主测评中，考虑问题的重点不是一个干部的个人才干问题，而是他的民族身份，因为在积石山自治县内干部的名额分配甚至于领导干部的职数分配都与民族身份有关，本民族的干部在评议中被淘汰，可能意味着这个民族失去一个干部名额或领导职位。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地“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投本民族同事和领导的赞成票逐渐成为一种行为规范，一种由民族身份确定的互动规则。 对于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来讲，民族身份的社会意义显然是有很大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