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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和税收研究 根据地内，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发行流通券的同时，仍然准许“法币”流通，但禁绝伪币使用。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流通券市场信用已经超过法币。随后边区和各县建立“地方银号”，总核法币及统一各县流通券的发行，以巩固与提高边区银号钞票的信用。“1940年秋，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空前扩大，各地分散的小块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具备了统一发行货币的条件。为满足迅速发展的市场货币流通的需要，便于管理，1940年10月，豫皖苏边区党委决定停止发行各县流通券，由边区联防委员会统一印制发行豫皖苏地方银号币，在全边区流通并以此兑换收回各县流通券”［4］。为保证市场稳定及流通券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任何破坏流通券发行及贪污行为都要受到严惩，那些拒收流通券的商贩也要受到严惩。1940年4月，日伪曾伪造伍元、拾元两种中央“法币”和永城贰角、伍角两种流通券，由奸徒带入根据地收买粮食，扰乱金融秩序，且有部分群众受骗。为此，边区政府和永城县抗日军民一面组织查禁，一面在报纸上载文予以揭露，领导边区开展防伪反假斗争，指明伪币纸张低劣、印色易褪，号码不明等假钞特点，号召边区人民提高警惕，大胆揭发检举并送政府查办。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对根据地货币市场的捣乱与破坏。根据地流通券的发行，老百姓对边区政府的信任，堵塞了日伪和法币的流入，对于繁荣根据地经济，防止物资外流，打击日伪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服务战时经济，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开始疯狂地向根据地进攻。进犯豫皖苏根据地的国民党队达10多万，当时已改编为新四军的官兵在师长彭雪枫的领导下与边区民众经过3个月的自卫斗争，在成功阻击东北之敌后，奉命战略转移，撤离了豫皖苏地区。撤离前，“边区银号用大量物资回笼边币，在大敌入侵之时仍用银元和生活用品换回边币，以尽量减少人民损失”［5］。后来，彭雪枫率新四军四师主力挺进津浦路西，收复了原豫皖苏根据地，建立了淮北二地委、淮北苏皖边二专属。在淮北地方银号第二次发行纸币，名称仍为“豫皖苏边地方银号”。对于百姓剩余的边币，新四军四师重返路西时，用带去的大量法币和淮北抗币给予边区百姓兑换，以此减少百姓损失，保证边币流通。为稳定和发展根据地经济，打击伪币，保证市场流通，发行货币是必要途径，不少根据地都有自己的货币。如陕甘宁边区初期发行光华券，光华券在边区发行流通后，“尽管法币仍然是边区流通的主币，光华券是当做法币的辅币流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法币仍是一种挑战”［6］214。然因诸种因素，其在与法币的斗争终告失败。而晋察冀边区和山东根据地则坚决禁止法币、伪币流通，对边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42年9月，晋察冀行署决定开展统一市场货币工作，规定“抗币”为本位币，严禁伪币和法币在边区流通。到1943年秋，在边区中心区终于排除了法币，肃清了伪钞，建立了统一的抗钞市场，稳定了根据地经济，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推动了根据地的发展。 豫皖苏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处于敌伪、顽包围、封锁之中，财政十分困难。开辟财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939年11月，刘少奇在淮北新兴集视察，指示可以征税解决财政困难。税收工作是边区以抗日民主政府的合法身份，解决财政的一种办法。各种税收工作开展情况不一，较早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区、县、乡最先进行税收工作，主要由区、县、乡的财政机构负责，后来又专门建立了税务局;在中心区，税收进行正常，开展较好;游击区则采取突击缉私和收税。根据地以征收商品贸易税为主。为扩大税源，根据地主力转向贸易繁荣的淮上发展。日军占领蚌埠、怀远、徐州后，东边控制了津浦路，北边控制了陇海路，南边封锁了淮河，对淮南和淮北路西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华中地区需要的工业品进不来，土特产运不出去。淮上地区南有淮南根据地，北靠豫皖苏边区根据地，西接国民党防区，内地货物集散运输方便，东靠津浦路，工业品“走私”方便，因此淮上地区贸易发展很快。上海、南京等地的商人，把禁运的食盐、布匹、百货、西药、纸张等货物经过津浦路偷运到淮上的河溜、龙亢等集镇出售，买走内地运来的“土货”。阜阳、涡阳、蒙城等地的客商把内地的土货运到河溜、龙亢出售，买走工业品，龙亢、河溜成为货物集散地。但是，这些地区税收很乱，不利于贸易的健康发展，边区政府对其尤为重视，要求中共中央派得力干部协助淮上税收工作。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后勤供给部200余人前来，帮忙加强淮上税收工作。边区政府分别在怀远的河溜、龙亢和蒙城的板桥设立税务检查处，开展税收工作。为搞好税收工作，首先进行了市场整顿，加强了市场管理，并制定了新的税收政策。新的税收政策，简便了税收手续，客商满意，使其贸易更加繁荣。由于贸易繁荣，税收收入不断增加。“仅河溜、龙亢两处，月收入就达50－60万元，占整个豫皖苏边区全部税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