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业高管人员激励约束的博弈分析.docVIP

我国商业银行高管人员激励的博弈分析 　　　樊蓓姣 银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推动下，商业银行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成功引入人才并留住人才，特别是发挥高管人员的作用，才能不断提升商业银行和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其关键是建立完善一个科学、合理和高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本文应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商业银行高管人员激励约束问题，并对改进中国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出建议。 一、分析的假设前提 对于商业银行股东与高管人员之间的博弈分析基于如下几点基本假设: 1、经济人假设。经济人的本性是利已的，这是股东及高管人员的一般性的抽象，假定参与博弈的人（股东和高管人员）都是经济人，即在个人消费偏好、资源总量、社会制度、生产技术和充分信息等一系列“背景条件”既定的情况下，最大化各自的特殊利益，都是以利已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的经济利益。高管人员采取行动以实现自己效用的最大化,且其在履行委托代理合同后所获收益不能低于其在同等成本约束条件下从其他委托人处获得的收益水平。股东在高管人员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2、信息不对称假设。作为委托人的股东（或代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东之责的监管部门）与作为代理人的高管人员之间信息不对称，通常，高管人员处于相对优势的信息地位，股东不能直接观测到高管人员选择了什么样的行动（如是勤奋有效工作还是偷懒），但可以观测到一些变量，如商业银行的绩效以及员工的考核评价等，当然，这些变量是由高管人员的行动和外在随机因素共同决定的。信息不对称会诱发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的一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最大化其利益，进而产生 “委托—代理问题”,具体表现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3、风险偏好假设。遵循信息经济学的一般性假定，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和作为代理人的高管人员都是风险中性者或风险规避者。假定股东和高管人员的期望效用函数分别为和；其中，用α∈A来表示高管人员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组合A中的一个特定行动，通常α代表高管人员工作努力程度的一维变量，χ和分别为股东可观测到的结果以及商业银行的产出或绩效，为激励合同，为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努力所负出的成本，θ为不受高管人员控制的外生随机变量（称为自然状态）。很显然，商业银行的产出或绩效是高管人员努力程度的增函数,即。由于股东和高管人员都是风险中性者或风险规避者，则有,;, ; 而,s，即股东和高管人员的边际负效用是递增的，而高管人员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股东和高管人员之间的行为冲突或不协调首先就来自假设和：意味着作为股东希望高管人员工作更加努力，而则意味着高管人员希望工作少付出努力。因此除非股东能对代理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高管人员就不会如股东所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解释了，为什么股东应该对高管人员实行激励约束机制，而且很显然要求,否则高管人员的期望效用将为负，即通常所说的“得不偿失”，激励是不充分的。 二、股东与高管人员的显性激励—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博弈分析 上面从假设条件就可以推导出股东对高管人员激励的必要性，下面运用“委托-代理”模型进一步讨论商业银行股东与高管人员之间的博弈行为，并分析激励合同的解及特征。 （一）模型的建立 在股东与高管人员的博弈中，高管人员选择行动α后，外在变量θ实现，高管人员行动α与外在变量θ共同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和商业银行的产出或绩效，其中的直接所有权属于股东。激励机制设计的核心问题就是：通过一个激励契约，根据观测到的结果对高管人员进行奖惩，并以此促进高管人员按股东的要求行动。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其出发点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 股东面临的问题是：选择激励合同，并以此促进高管人员选择股东所期望的工作努力最大化其效用函数。但股东要达到其目标，面临来自两个约束，即高管人员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 参与约束是指高管人员从接受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该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否则高管人员就不会接受其合同。高管人员“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也称为保留效用）是由其个人历史表现及所面临的其他市场机会所决定的。参与约束（IR）可以表述为： （IR） 其中， 为高管人员的保留效用 激励相容约束是指在激励合同下，代为代理人的高管人员总是选择使其自身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也就是说，在股东不能观测到高管人员行动和自然状态时，股东希望高管人员的工作努力水平都只能通过高管人员最大化其效用函数来实现。换句话说，如果股东希望代理人选择，用来表示高管人员可选择的任何行动。则只有当高管人员从中得到的期望效用要大于从选择中得到的期望效用时，高管人员才会选择。激励相容约束（IC）可表述为： （IC） 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激励相容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