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楚简所见“武王八年伐耆”之语刍议.docVIP

清华楚简“武王八年伐耆”刍议 沈建华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众所周知《尚书·西伯戡黎》是关于商亡前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记述了商末纣王与祖伊对于天命的讨论对答。事从周人征伐黎国事件引起，祖伊深恐预感商朝即将亡国，苦口劝告君王，可纣王仍自信“我生不有命在天”，而最终被周人覆灭。《西伯戡黎》这段典故，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继《保训》文王遗训简公布之后，我们又整理出一篇由14枚竹简组成的文献，篇题名为《耆夜》，不见史书记载。文中有“武王八年征伐（黎），大戡之，还，”之语，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自汉代以后儒者基本都认同文王戡黎，但到了唐宋时期，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文王戡黎，而主张武王戡黎。至近代以来，大部分学者仍主张文王戡黎，这个讨论可以说从未中断（见刘起釪（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 “”即耆字，为黎国。文献所见“黎”字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如《尚书·西伯戡黎》作“黎”；《史记·殷本纪》作“饥”；《周本纪》作“耆”；西周甲骨H:42作“”，与《说文》字同。《说文》曰：“，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从邑利声，古文利，《商书·西伯戡》。”“耆”、“饥”、“”等国名，都是指同一地点，出现多个歧异字体的原因，顾颉釪”字，即“耆”字异体，从旨”字，从今从戈，与《说文》字同。《说文》曰：“，杀也，从戈今声。商书曰：西伯既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字下注：按“汉、魏、六朝人、堪、戡、龛四字不甚区别。《左传》王心弗堪，《晋书·五行志》作王心弗，胜也。”又注：“《尔雅》曰堪，胜也。郭注引《书·西伯堪黎》，盖训胜，则堪为正之字，或假借，或假借戡，又或假借龛，皆以同音为之也”。今得楚简“大”之“”字，正与《说文》字相同，由此而知“”字即为“戡”的本字，而非郭注之假借字。 《尚书·西伯戡黎》所言的“西伯”究竟是文王还是武王？从西汉以来，郑玄、王肃都认为，勘黎的是周文王。《史记·殷本纪》、《周本纪》及《尚书大传》均如此。到了唐代，有不少学者开始质疑，认为《论语》所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戡黎之事直接是对商王朝的挑战。被孔子称为“至德”的文王，不可能做出“称兵天子之畿”征伐举动。孔颖达《尚书正义》对郑玄提出反对，曰：“黎国，汉之上党郡，壶关所治黎亭是也。纣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为‘近王圻之诸侯’也。郑云：‘入纣圻内。’文王犹尚事纣，不可伐其圻内。”到了宋代，胡宏、薛季宣、吕祖谦等均力主武王戡黎。朱熹在《晦庵集》（四库全书本卷五十一）中也表达了与孔颖达的相同看法，他同时进一步质疑曰：“按《书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则殷自此以前，未尝恶周也。殷始有恶周之心，而周又乘袭戡胜近畿之黎国，迫于王都。且见征伐此，祖尹所以恐，而奔告于受曰：‘天既讫我殷命’，曰‘恐、’曰‘奔告’，‘讫我殷命’，则其事势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时事也。”比起其他宋儒凭心而测来说，朱子的怀疑，是用历史眼光分析，颇合道理。他认为周是殷的属土臣民，殷之前未必与周交恶，眼看商纣王朝危在旦夕，快要被周人覆灭，迫在眉睫之中，祖伊才大恐不安向纣王警告。朱熹武王戡黎的推论，与《耆夜》简不期相同，可见武王戡黎之说，并非出于偶然。一定有所本。 （二） 王国维在《周开国年表》案文考证说：“《酒诰》之‘肇我民，惟元祀’，是为文王受命之元祀。武王即位克商，未尝改元。”又曰“《无逸》言‘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谓文王在位之年。《大传》、《史记》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则谓其称王后之年也。”（见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四册页140）。清华《保训》简所言“惟王五十年”，印证了《无逸》：西伯“厥享国五十年盖即位五十年”。由此说明周文王称王时间，应该在即位之初就已称王了，“惟王五十年”也就是王国维所言的：“文王在位之年”。 王国维所说的“武王即位克商，未尝改元。”值得注意。《耆夜》楚简所言：“武王八年征伐耆（黎）”。如果按《尚书大传》、《史记·周本记》记载文王称王后：“七年，而崩”之说的话，那么《耆夜》简谓“武王八年征伐耆（黎）”，可理解为文王死后第二年（即八年），也是武王称位后的头一年。此年出兵戡黎，与文献并不抵牾。 接着在武王二年（即文王九年）兵渡盟津，即今河南孟津县。《史记·周本记》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武王四年（即文王十一年），渡过黄河伐商，向属下臣民作了征伐前的誓师动员，作《泰誓》三篇。《尚书序》曰：“惟十一又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又《史记·周本记》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武王五年（即文王十三年），克商。 从武王即位伐黎，到兵渡盟津，八百诸侯会师克商，历时前后整四年。由此可知武王戡黎是克商的整个军事部署中的第一步，先伐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