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公民意识的测量探究.pdfVIP

社会学研究 2008 年第 2 期 ∗ 当代中国人公民意识的测量初探 杨宜音 提要：公民是公民社会的基石，公民性的测量将可以提供对现代中国人政治、社会行为的解释 以及对人群的分类，以便预测他们的社会行为及其变化轨迹。本研究试图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 人的公民性测量工具的编制提出基本构想，即从两个维度来测量公民性取向：（1）倾向于关注公共事 物与利益的程度；（2）以契约权利方式处理公私矛盾的程度；从而区分四种原型：（1）高公共性且高 契约性取向，表现为典型的公民行为；（2）高公共性且低契约性取向，表现为典型的臣民行为；（3） 低公共性且高契约性取向，表现为典型的消费者或商人行为（或曰市场行为）；（4）低公共性且低契 约性取向，表现为典型的熟人或自己人行为。本文还报告了该量表的信度、结构效度、构念效度和效 标关联效度。 关键词：公民意识、公民性、心理测量 一、导 言 公民是公民社会的基石，公民意识是法治进程的内驱力。当我们研究中国人的公民意 识水平或公民行为特征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应该如何测量？ 西方比较流行的政治态度测量工具的内容，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价值观与不平等、 民主价值观与政治容忍度、种族态度、政治疏离感与效能感、党派行为以及政治参与 （Robinson et al., 1993），与我们的目的是吻合的。然而，这些测量都是以个体的理性 和独立性作为理论预设的，因此，更为适合测量那些在西方文化中生活着的人，特别是北 美中产阶级男性，而对于测量当前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则存在测量效度的问题。 如果我们准备发展出有效测量中国人公民意识的工具，那么，所面临的问题当与发展 一般心理测量工具不同。从心理测量学的角度看，一个好的、有效的测量工具，最重要的 当然是工具本身达到较为理想水平的信度和效度，特别是建构效度。然而，发展测量公民 意识的工具，不仅需要对公民身份及其意识的含义做出清晰的界定，并据此形成测量工具， 而且，这一测量工具的形成必须建立在中国特定文化/历史/社会的框架之上，否则就无法 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换言之，这一测量工具不仅必须测量出公民意识的水平，而且要测 量出公民意识与传统中国文化中其他主要社会身份意识的关联。实际上，对测量当今中国 人的公民性来说，这两项任务是无法分离的。当一个公民性测量用于回答“是什么”（有没 有公民性，公民性的高低）的时候，无法回避回答“不是什么”（非公民性）、“如何是”（怎 样形成公民性）以及“为什么如此则是”（为什么如此可能会形成公民性）的问题。这就是 公民性测量与一般心理测量（例如智力测量或一般态度测量）的不同之处。 关于公民（citizen）的定义，理论界的观点并不统一。一般认为，公民身份处理的是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建的公共空间：变迁中的公共性与社区公共参与研究”（2004-2007）课题的部分成果。该项目 负责人为杨宜音，项目组成员为缪青、王俊秀、马艳、吴莹。作者特别感谢参与此项研究工作的首都经贸大学亓昕副教授、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育辉博士和协助进行入户调查与访谈的研究助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的孙克争、白利红、李捷、尹素娟、闻翔、张晓芳、崔伟等同学，六个社区的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以及所有受访者。同时， 作者感谢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允许使用 2004 年全国调查数据进行公民性测量的探索性研究，感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03 级本科班 130 位同学参加该量表编制的预备研究。 1 社会学研究 2008 年第 2 期 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Faulks，1999）。公民文化和公民道德是指：参与民主 政治过程所需要的文明性（civility ）与公民德性（civic virt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