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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当代文学的自恋主义思潮 张光芒 问题的缘起 自恋成为引起人们关注的一种现象或者研究课题，是在“人”的发现和觉醒之后，它本应是重估一切价值与重新认识自我这些现代性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文学，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商业大潮的兴起带来了自我的分裂，自尊自爱与自恋产生了明显的分化，现代意义上的自尊、自爱退隐，具有更复杂意味的自恋倾向在创作上凸显出来，乃至形成了一种文学审美上的自恋主义思潮。研究界至今尚未从这一角度对这一文学史上的深刻变化进行整体性的体认与阐述，远没有达到理论的自觉。在笔者看来，如果没有对于自恋问题的充分的理论自觉意识，很多审美问题与文化现象就注定解释不清楚，如果不能对当前自恋主义创作风潮及其审美变异的整体性阐释与梳理，我们所描述的当代文学史就仿佛一盘散沙，就会丧失叙述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历史的连续性的能力。 就自恋本身而言，对它的认识也经过一个发展过程。“自恋”源于希腊神话，美少年那喀索斯因迷恋自己的水中倒影溺水而亡，变成一朵水仙花(narcissism)。英国精神病学家、性学家霭理士最早借用narcissism即自恋一词阐释过于关注自我这一病理现象。弗洛伊德则将之引入精神分析学系统，并专以《论自恋》一文对自恋的产生及其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源于力比多(Libido)的自恋是人类“普遍的原始的现象，有了这个现象，然后才有对客体的爱(object-love)。但自恋的现象却也不必因此而消失”[1]。他认为女孩的力比多冲动天然指向父亲，男孩则指向母亲，这即是其所谓“俄狄浦斯情结”。在弗洛伊德这里，自恋与恋父、恋母情结是纠结在一起的，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自恋就是爱自己以及自己父母。 不同于弗洛伊德建构在自我之上的“原初自恋”说，拉康认为原初自我根本是一个虚妄的骗局，自我追逐不过是对自我镜像的追逐，“一个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举步趔趄，仰倚母怀，却兴奋地将镜中影像归属于自己，这在我们看来是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了象征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以后，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以后，语言才给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2]。婴孩从镜中看到的“我”是母亲与自己的合体，人类因此具有天然的恋母情结，此即拉康所谓自我认知的第一个阶段“镜像阶段”。此后，“父亲”开始出现，由之进入了拉康所谓“俄狄浦斯”阶段，个体开始感受到父法、父名的侵蚀与压抑，产生了隐匿内心深处的弑父心理。“父亲”已经不再仅仅是引起女儿性冲动的对象，他不但对儿子具有压迫力，对女儿来说也是社会、集权、法律等等的象征。个体自我(虽然是虚幻的)的追逐必然包含着对种种束缚的冲破，父权、父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束缚压抑自我情感、心灵的代名词。总之在拉康的研究视阈中，自恋的自我是虚拟的、虚妄的、镜像化的，并从同性恋等多个侧面透射出自恋的微光；自恋与恋父、恋母等亦呈现出多元微妙的关系；语言则在自我建构中显露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上述种种观点无疑表征着西方对个体认知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自我虚无已经取代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认同，获得了从哲学、社会学到文学创作乃至文学研究界的普遍性认可，西方学者拉斯奇干脆用“自恋主义文化”对当前社会文化的种种新变进行了综合陛阐释。 而这种日益深化的自恋主义倾向已经或正在借助哲学、文化、社会学、文学等媒介或平台的绍介与传播，蔓延到中国当前的文学创作中，与中国特色的全球性消费商业大潮搅拌裹挟在一起，在90年代以来的作品中日益鲜明地呈现出来。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对这一文学史上的深刻变化及其所催生的审美变异进行剖析[3]。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自恋主义”不仅指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自恋，更是对自恋在当前社会化、文化化、文学化后的表现形式及其倾向的一种涵括。 自恋主义创作思潮的三个阶段 自恋主义在中国文学叙事之流的渗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中后期的萌孕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发展期，以及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审美意识形态化时期。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与社会经济层面上的消费大潮及哲学文化层面的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大地的萌发演绎密切相关。 先看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后期，在以质疑自我本质为核心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兴发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新启蒙浪潮渐渐褪去了脸上的红晕，其孜孜以求的现代理性自我遭受到多方面质疑，在对个体荒诞性生存境遇进行揭示的同时，由主体自我确证所建构起来的现代精神体系随之遭到解构，科学、个性、理性、自由等等现代性概念开始发生异变。具体到文学层面，在经历了更多是对个体荒诞性境遇进行观念性演绎而非体验性揭示(如刘索拉、徐星等代表的所谓“现代派”创作实践)这一初期阶段后，中国文学创作的反启蒙意识渐渐集会到一个焦点，本能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