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器” 之辨 儒墨乐论思想评议.docVIP

“礼”、“器”之辨：儒墨乐论思想评议 田瑞文 （平顶山学院文学院 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摘 要：儒家乐论思想与周代礼乐思想渊源深远，内里相通，乐之动人，虽可悦耳，更能风心导礼，此为乐与礼相结合之内在逻辑。墨子因非儒而非乐，在其非乐的逻辑中，省却了乐动人心的关键环节，因此，乐在墨子的眼里就变成了只是能发出金石之音的乐器，乐器的制作、演奏、欣赏都是劳民伤财，与民夺利的，乐器甚至还不如拙劣的武器能御敌卫国，这是一种简单而粗暴的逻辑。春秋战国时期，在礼崩乐坏，古乐几近消弭，新声泉涌叠出的背景下，儒家倡乐、墨家非乐显然都没能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的文化特征，因此他们理想化的治世方略自然也不能起到救时补弊的实际效果。 关键词：孔子；墨子；乐论；礼乐；乐器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天子权威的衰落和诸侯势力的坐大，文化上也发生了礼崩乐坏的转变，在这一时代巨变中，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士阶层，“士阶层不但娴熟礼乐，而且也掌握了一切有关礼乐的古代典籍。周室东迁以后，典册流布四方，这是王官之学散为诸子百家的一大关键所在。从文化史与思想史的观点说，‘士’阶层从封建身份中解放出来而正式成为文化传统的承担者，便正是在这一转变中完成的。” [1]士人身份的独立以及所掌握的知识使士阶层成为社会上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士在对知识进行把握的基础上，不仅娴熟礼乐，而且洞明历史成败，攻占得失，是当时各个诸侯国君主争相笼络的贤人良材，甚者以师待之。[2]这些士人根据各自对社会和人性的不同认识，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治国之术，甚至对同一个问题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意见，但诚如钱大昕论孟、荀异同所言：“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 [3]殊途同归是这些士人四出游说的共同特点，这是我们认识士人言说同异的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儒墨乐论思想中的一些不同之处能够得到更为清晰的认识，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儒家乐论思想的渊源与逻辑 儒家乐论思想与周公制礼作乐之间渊源深远。儒学又称孔孟之学，然此种说法肇始于宋，宋前言儒则多称周、孔。孔子在许多地方都表明他对周代礼乐制度的服膺，他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4]（《论语·八佾》）周文，即周代礼乐，是儒家学说建立的理论渊源，对周代礼乐制度传承的责任感和自信心是孔子身窘心泰的精神力量所在，孔子曾遇难于匡，“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5]（《史记·孔子世家》）后又于宋遇到桓魋的威胁，弟子劝其“可以速也。”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对周代礼乐制度传承责任的自觉担当，是孔子虽身处困境，而依然能够从容自若的原因所在。孔子在对周代礼乐传承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乐的作用，“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其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史记·孔子世家》）虽然孔子相信五百年一出圣人，而且从他对周代礼乐制度传承责任的自觉担当，也可以看出他以圣人自居的心理，但孔子本人则倡导“述而不作”的原则，以为自己尚不足以厕足于可以著作的圣人之列，这种只认可自己述圣人言的姿态，实际上正是孔子学习周礼、传承周礼的表现。后之儒学门徒将孔子奉为师祖，更多的是从师承关系而言，儒门“六经”亦不过是经过孔子整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寄予某种礼乐思想的著述而已。汉室儒学勃兴，禄利之诱下，言孔子为素王的做法，已经超越这种简单的师承关系，转而诉求于更为现实的利益得失，“六经”也便成为永远无法洞悉内涵全貌的圣经。这种做法模糊了孔子儒家思想与周代礼乐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后人对儒家学说内在逻辑的深入研究。 儒家乐论思想与周代礼乐思想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强调音乐对礼制思想的体现，对世情人心的教化作用。商周之际，鬼神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发生转变，西周时期，周人一改之前对天命的敬畏，“事鬼敬神而远之”，将人们仰望的视线从天上转移到人间，将人们对天神的敬畏转移到对人间天子的臣服，相应的一套不同于夏、殷的社会制度也应运而生，这就是周公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载：“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6]这一套新的社会伦理制度包括礼和乐两个部分，礼是社会的典章制度，规范约束着人们的行为，维护着天子的至尊权力。乐是礼制的必要补充，对礼制社会所可能产生的矛盾冲突起着调和、化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