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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语言学史著作的几点感想 胡明扬 中国语言学史著作的出版有两次高潮，一次是在20世纪30 年代末，如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1937)和《中国训诂学史》 世，虽然作者和著作都不多，但是已经覆盖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三 个主要领域，文字、音韵、训诂，并且都是大部头有份量的开创之 作。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孙玄常的《汉 语语法学简史》(1983年5月)是比较早的一本，以后陆陆续续出版 了一二十本各个专业领域和综合性的语言学史著作，语法学史就 有好几部，到世纪末又出现了一个纵论中国语言学百年史的热潮。 已经出版的语言学史著作在体例上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 是传统的，以史料取胜，也就是以文献资料取胜的著作。行文采取 专书简介的方式，较少史论性的内容，更多的是存而不论。这一类 著作有的搜集了不步前人没有注意到的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另 一类是力求史料和史论并重，这一类著作大抵条理清楚，观点鲜 明。 前人和时贤已经在中国语言学史这一领域作出了很多贡献， 应该充分肯定，当然，在这样的基础上将来肯定会出现更有份量的 著作。 作为一个读者，一本一本读过去，总有很多感想，有拍案叫绝 的时候，也有摇头叹息的时候，当然，这些感想有对有不对，这是常 情，因为读者毕竟只是读者，不是有关领域的专家，而且也只能发 表一些感想，而没有资格作出什么结论。 一】1一 一、史料难全 尽管前人和时贤在搜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是似乎仍嫌 不足。现代语法学史覆盖的年代不算长，可是有的很重要的史料不 少著作都忽略了，例如高更生、王红旗(1996)发现刘复早在20世纪 20年代初就运用转换分析的材料。古代文献资料更是浩如烟海，失 捡在所难免。我们经常看到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说王力 的《汉语史稿》讲某个词某个用法是从唐代开始的，作者发现魏晋时 代就有用例，隔两个月又有一位作者发现了东汉的例证，又过了一 年，有人又发现了先秦的用例。这说明史料搜集方面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孙良明发现“语法”一词在东汉佛经译文中的用例，《大智度 论》：“天竺语法，众字合和成语，众语合和成句”(见《古汉语研究》 2000年第1期)。佛藏、道藏以及各种笔记小说里面肯定还有不少 语言学史的资料，可是走马看花地翻检一过就要花多少时间!还 有，前人的著作如果只是匆匆翻检=过，很可能把很有价值的资料 给漏掉了。研究语言学史是一件苦差使，跟编词典差不多，读者可 以坐在安乐椅上发表意见，当然很轻松愉快，他没有义务去搜集成 千条上万条资料，可是他有权利说作者漏了一条两条。 二、史论更不易 每个人都受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期、个人识见和学术观点以及 能接触到的史料的限制，要真正做到公平和公正就很难很难。不 少语言学史著作很少评论，只有少数著作有评论。这也难怪，评论 古人顾虑较少，评论今人谁都怕得罪人。“上天言好事”倒也无妨， 不大会引起争论。要有评论就要有所取舍，有所褒贬，这在今天要 有过人的胆量。但是有胆量而同时能做到公平、公允的又谈何容 易。有的材料丰富，持论比较公允，这就很难得。但是有些著作往 往“厚今薄古”，凡是前人都不怎么样，最多不过是“模仿”，只有到 了我们这一代才算发展、创新。例如有人就声称：过去的中国语言 学都是模仿和抄袭西方的，只是从他们几个人才开始如何如何；还 有人干脆认为在某个领域除了自己和自己周围的几个人以外就没 有人了。这倒挺轻松，前人和别人的著作都不必去翻检了。不过， 这种观点肯定会引起反感和争议。遗憾的是过多地否定前人和过 多地肯定今人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于是乎就有人盲目自满，认为 现代中国语言学已经差不多了。这是很不利于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的，因为实际上我们恐怕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太多了。 现在不少人在谈“模仿”和“创新”。可是什么是“模仿”，什么 是“创新”?现在似乎前人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体系就 是“模仿”，自己这一派同样是借鉴国外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体系 就是“发展”和“创新”。“模仿”不一定在个别问题上没有新观点、 新结论、新成果，可是一概不提；“创新”绝大部分来源于西方的某 一派的理论、方法和体系，就不提是“借鉴”，而全成了“独创”了。 这也可能是因为很少细读前人的著作，或者是受个人的学术观点 的影响，结果持论就不够公平和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