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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江永女书的来源 论江永女书的来源 赵丽明李蓝 (清华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一、女书来源的各种说法 江永当地有几种女书来历的传说： 第一种是“巧姑娘女红造字说”。相传上江圩一带的女子纺纱织布或绣花时，常聚在一 起，为了把自己的苦难记下来，给姐妹们写信，便在织布绣花图案的基础上创造了这种文 字。 第二种是“荆田胡氏皇妃传书说”。这种说法流传于上江圩等地。据说荆田村胡家出了 位皇帝娘娘，叫胡玉秀(一说叫胡秀英)，她在宫中受到冷遇，七年只被宠幸三晚，万般清 苦，想给家人写信，又怕太监发现，便创造了女书文字。她把这种字写在手帕上，向母亲和 要好的姊妹诉说在宫中的苦楚，托人把手帕带回家乡，并告诉亲人看信的秘诀：第一要斜着 看，第二按土话读音去理解意思。从此这种文字便在家乡妇女中流传开来。荆田村至今有 “御书楼”遗址，雕梁画栋。据说有皇帝亲笔书匾“育香楼”，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还在， 村里许多人清楚地记得。《永明县志》记载：“宋元符年间，进士胡先和，官文华阁学士，有 姊玉秀，才学冠时，名达宫掖，蒙赐御书，给大夫禄，因建楼里第以藏御书。”流传女书作 品中有《玉秀探亲书》。据荆田《胡氏族谱》记载，胡氏为宋时从山东青卅I迁此。 第三种是“神台买书说”。据说江永的妇女常常到娘娘庙拜神祈福。神台上有女书。烧 过香，化过纸就可以拿一本回去看读(叫“花钱买书”)，读过后可以拿来换。据说最早的神 台女书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丝线绣在绸子上，一卷一卷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没有说明女书 的来历，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书与女工针织的关系。 传说是历史的影子。从女书的这些传说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第一，女书字形体 与女红图案有关。第二，女书字形与方块汉字有关，可能是为遮人耳目而进行了变异。第 三，女书记录的是当地方言土语。第四，女书的创制是妇女维护自身利益的迫切需要。第 五，女书的社会价值是用于女性内部的情感交流。这些传说为考察女书的起源、创制提供了 重要信息和参考依据。 353 汉藏语言研究 自从20世纪80年代女书被重新发现后，又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这些 说法可以概括为两类：少数民族文字说和汉字说。 少数民族文字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女书与瑶族有关，有人甚至认为女书就是 平地瑶文字(廖景东、熊定春1995)。另一种认为女书来源于古夷文，语言上的一些基本词 汇也与古夷语(即彝语)基本相同(刘志一1995)。还有人认为女书是古百越文字等远古文 字分支孑遗(谢志民1991)。 。 更多的学者认为女书是一种汉字，但又不是一般的汉字。细分起来又有这样几种说法。 一是“远古汉字说”。这种说法不但认为女书远远早于甲骨文，甚至认为女书是甲骨文的源 头之一。更有甚者则认为女书起源于刻画符号(李荆林1995)。二是“战国文字说”。当地 的周硕沂等则认为女书是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遗漏的战国文字。三是“汉字变体说”。较多的 学者认为女书可能是古代某一个或若干个具有相当文化教养的妇女把汉字改造简化后形成的 汉字变体，并融人了女红图案风格等鲜明的女性文字特征。 由于女书形体的特异性，很容易引发各种猜测。本文暂不评析上列诸家说法的是非对 错。本文拟根据对女书作品的文化类型、女书字形与汉字的关系、女书与湘南土话的关系等 三个方面做出研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女书是一种结合当地土话的语言特点，改造并简化了 的汉字．形成时期当在汉字楷化之后。 二、女书作品的文化类型 女书作品一般为七言诗体唱本。书写在自制的布面手写本、扇面、布帕、纸片上，分别 叫做“三朝书”、“歌扇”、“帕书”、“纸文”。绣在帕子上的叫“绣字”。这里妇女有唱歌堂的 习惯，常常聚在一起，一边做女红，一边唱读、传授女书。妇女们唱习女书的活动被称作 “读纸”、“读扇”、“读帕”，并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女书文化。 女书作品主要内容有贺三朝书(新婚第三天的馈赠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