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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与钟嵘《诗品》 邬 国 平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钟嵘《诗品》与时代风气和学术的关系，与文学批评传统及诗歌创 作现状的联系等，研究者对此已经作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论述，而《诗品》 一书烙有梁武帝时代鲜明的印记，其中某些特点与梁武帝本人直接有 关，在这方面似乎谈得还不太多，可以继续探究。有鉴于此，本文联系 梁武帝探讨和说明钟嵘《诗品》批评体例形成之原因、其某些诗学观点 和品第安置等，以期使某些问题得到新的说明。 将钟嵘开始撰述《诗品》的大约时间估计在天监十年(511)以后也 许是合适的①。梁朝经过前期十年多的制度建设、官员选用、落实安顿 民物的措施，天监十年至十二年前后已经进入稳定时期。此时，梁武帝 萧衍代齐已获士人普遍承认，他个人的威信和影响在社会上日益突出， 在文坛方面的情况也不例外。钟嵘由齐人梁，在梁朝任临川王行参军 及衡阳王、晋安王记室，是梁武帝治下一位品级偏低的臣僚，由于地位 悬殊，他与梁武帝之间不可能直接地发生接触和交往，因此他们不可能 有关于诗歌品评方面的意见交流。作为王室的文书官员，钟嵘与萧氏 集团中的某些诸王有联系，这又使他有可能间接扩大对梁武帝的了解。 ①钟嵘《诗品》的体例是“不录存者”，全书品录的最后一位诗人沈约卒于粱 天监十二年(513)闰三月，也就是说，《诗品》当撰成于该年沈氏去世后不久。钟嵘 何年开始撰述《诗品》无考，以《诗品》约六千字的篇幅推之，其撰成当不用太费时 日。 梁武帝与钟嵘《诗品》·213· 作为特别关心诗歌史、诗坛现状的诗歌史家和诗论家，钟嵘自然会更多 地留意梁武帝关于诗歌、诗人的评论态度。《诗品》某些内容和观点与 梁武帝评论诗歌、诗人的言谈有联系，其中许多的方面保持一致，对此 从钟嵘撰述《诗品》受到梁武帝的影响这一方面去加以考察和解释，可 能会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 先谈梁初定官品、修家谱与《诗品》定品第、溯源流的关系。 钟嵘《诗品》的著述特点，一是分三品论述诗人高下优劣，二是对诗 人创作之“体”进行溯源。钟嵘《诗品序》自述道：“昔九品论人，《七略》 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研究者据此肯定钟嵘《诗品》三品之制和溯 源流的方法分别是受到了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将人物分成九等、魏 立九品中正法和汉刘歆《七略》分溯各派学术流别的方法的影响；又认 为《诗品》用品第的方法区划诗人创作成就高低是曹魏以后注重品藻人 物、品第书画的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映。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然而，将形成《诗品》分品溯源体例的原因主要 归之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又难说是完善的。钟嵘撰写《诗品》的时代，九 品制仍在实行，中正品第仍是铨选官员很重要的依据。因此，分品论人 不仅作为一种传统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而且它更是作为一种现实的 制度继续直接地、有力地作用于文士的精神和生活。东晋以后谱牒之 学大盛，家族渊源背景往往成为世俗轻重人物的准星，这种情况在梁朝 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现实状况决定梁朝的人具有清晰、突出的品第 意识和溯源意识。所以，这既有历史传统方面的原因，更有社会现实方 面的原因，历史传统通过社会现实的状况作用于人们的心理，现实原因 是第一要素。至于梁朝依然流行的品藻人物、品第书画的风气，这本身 也是当时仕宦界实行的中正品第制度的一种间接产品，与钟嵘《诗品》 产生的情况相似，它们与《诗品》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使有也是不甚严 格的。 。214·谁是诗中疏凿手 萧衍建立梁朝以后，“官班多同宋、齐之旧”①，但是为了稳定和维 持政权，他又对旧制进行了显著地改革。这表现为，一方面大量增设官 员，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抬高在宋齐两朝遭受挫抑的士族地位，以为辅 翼。因增设官员而制定九品十八班、十品二十四班的等级规制，因抬高 士族地位而重视修订谱牒，严格清浊渊源，这是梁朝初期建设制度和铸 塑观念的二项重要举措。 先看官职品班制度方面情况。 《隋书·百官志上》：“梁武继终，多循齐旧。然而定诸卿之位，各配 四时，置戎秩之官，百有余号。”②这样的改变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天监初，武帝命尚书删定郎蔡法度定九品官制；第二阶段是天监 七年徐勉为吏部尚书，在九品官制基础上再分官员为十八班；同一年增 设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二十四班，不入十品的将军别有八班，又增设 镇守边远的将军(“外国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