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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古今之争：经典与大众文化 　　【论文关键词】经典　大众文化　现代性　阐释学　文化哲学 　　【论文摘要】当代中国文化界所发生的经典与大众文化之争，表明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五四”以来不曾达到的反思阶段。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主义与大众主义，在面临现代性虚无主义这一更深刻危机时受到反思批评。古代经典对于重建现代精神价值的重要意义开始显现。然而，“十博士”攻伐经典俗讲的悍戾之气，从对立一面同样地表明了古代经典在当代中国被扭曲的处境。古今之争的积极前景需要依靠现代交往文明的建设。 　　2007年“十博士宣言”对于丹的严厉声讨，代表着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复杂而深刻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既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平民大众颠覆以儒家为代表的君主专制古典文化，也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扫荡全部传统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十博士以古代经典文化卫道士姿态指责训斥普及经典文化的于丹，其理直气壮的优越感，是“五四”、文革以来中国百年社会思想史从未曾有过的——准确说，古典传统这种对于当代大众文化的优越感，是对以大众文化为进步主流的百年中国文化史大趋势的倒转。何以可能如此?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表浅地看，十博士的地位不仅缘自学院，而且依仗的是国家与社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趋向。但何以会有此意识形态转向：对文革反传统极端后果的矫正反拨?中国一中华民族当代崛起的民族文化意识战略要求?填补现代化转型的商业消费享乐主义与拜金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精神信仰空场?……沿此思路，不难梳理出传统经典当代复兴背后的种种背景。 　　本文无意以社会学层面分析为题旨，也不拟简单评价传统经典与大众文化对立双方各自的是非得失。事实上，双方的对立原因及其价值评判远比“五四”或文革时代复杂。在进入上述分析与评价之前，需要确立的是韦伯(MaxWeber)社会科学“价值中立”(Va1．ue—freedom)的客观立场与现象学式对精神事实的谨慎描述态度。 　　一 、本文的叙述框架是文化哲学性的。从文化哲学的反思对象角度看，对“于丹现象”以及“十博士”和于丹的对峙都需要保持反思性的距离。本文不介入关于于丹讲演的学术内容衡判，而把“十博士”的学术挑剔本身视为有待研究的当代文化哲学现象。 　　“十博士”说于丹他们所讲的内容在学术上有大量的硬伤，认为她是非学术的。但是对经典的理解与辩难，是中国经学史上绵延不断的常规现象。从汉末以后的今文与古文经学一直到清代的宋学与汉学等都是这样的对立，都有大量的分歧。不光是义理，还包括基本资料，比如阳明对朱熹《大学》古本改动的反拨等等。那末，十博士对于丹的批评是否属于上述传统经学史的争论?这里要仔细分梳一下。阳明要回到古本的《大学》，而朱熹不是，因此牟宗三说朱熹是“别子为宗”，是一个歧出。所谓“歧出”，是一个维护道统学统的评价判断。但是关于于丹讲演学术性的争论并未强化到上述意义上的道统学统之争。道统学统尤其不应该是现代人的立场。 　　再从“通俗”这个意义上来看。李泽厚先生(以及其他许多学者)赞同于丹，认为于丹的这种讲演起到了普及的作用。在中国学术经典的传播历史上不乏通俗，我们所熟悉的《三字经》、《女儿经》等都是通俗的，这些东西一直是作为经典的、传统的、主流的思想体制教化人心的一个中间环节，因而并未受到经学家的排斥。现在的问题是，“于丹现象”是不是经典自身普及意义上的通俗呢?表面上看是有通俗的、普及的意义，因为于丹他们使用了很多我们今天的一些语言。最近北大博士檀作文把李白称为“古惑仔”，这都是从今天当代人的文化理解习惯上对经典重新解释。如果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似乎都是通俗的。 　　说到通俗，这里想衍展一个思路。我们应该注意到易中天等人穿着说书人穿的那种袍子并以说书的语调与形式来演讲，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外在的模仿：易中天、于丹的原型正是中国传统的说书人。说书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文艺样式有着特定的起源，它是市民文化的产物。这种说书如果只是讲“三国”、“水浒”等，那还算不得是传统的庙堂意义上的经典。但易中天、于丹他们又与汉末的佛经宝卷的俗讲有接近之处。作为经典的佛经要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并喻晓民众的时候，采取的一种普及方式叫“俗讲”。俗讲对中国文化功不可没，中国的白话文文学就是由于俗讲的推动才发展起来的。俗讲把经典的东西转化为老百姓易于接受的东西，它推动了传奇故事，到后来有了明清小说等，这些东西都跟俗讲有渊源关系，都是面向百姓的。 　　于丹确实是把《论语》中的东西作了一些现代话语的改写式的传播，在这个意义上很像俗讲。但是李泽厚诸先生的“普及”说有一个失误，就是忽略了“俗讲”时代不存在足以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的另类文化。俗讲文化只是在形式上和表达的方式上以及易于理解的意义上进行经典的普及，但并不是在经典的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