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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中华传统与生态文明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人民网????点击数：1565????更新时间：2008-12-15 　　西方环境思潮兴起四十年，有一个普遍规律，即先开始都把环境当作是一个技术问题，大家都在研究用什么样的技术来治理污染。后来发现再好的环保技术也挡不住“两高一资”产业的继续发展，这就上升为一个经济问题，就开始设计各种鼓励环保惩罚污染的经济政策。后来又发现牵扯到全社会各个群体利益、甚至牵扯各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时，环境问题于是就上升成为政治问题。这几年，尤其是当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主流时，全世界相当一批政治家已清醒地认识到环境问题最终是一个文化伦理问题。去年戈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说了一句话：“环境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他这句话有代表性。 　　例如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有人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危机，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其实用最简单的话说，这是美国式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危机，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危机。因为金融衍生品代表的现代虚拟经济必须完全建立在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如果因投机产生的道德风险迅速扩大为整个金融链条的失效，就会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最后就会彻底宣告“今天花完明天的钱”的生活方式的破产。顺便一提的是，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华人群体总体来说受损害比较小。因为祖祖辈辈的教诲让他们不习惯没钱还要贷款买好几套房子好几辆车，他们喜欢踏踏实实挣钱、量入为出地花钱、缩衣节食地为子孙攒钱。这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追随着西方的脚步走。鸦片战争后开始“洋务运动”学技术；甲午战败后转学制度；戊戌变法失败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困境，这便使国人特别是精英们认定是中国的思想文化有问题，于是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自身传统，走上器物、制度、理念全盘西化之路。之后，中国历代精英都选择了西方传统工业文明道路，走了多年以后，先不论伦理文化的缺失所造成的损失，也不论意识形态上的矛盾造成的困惑。仅就生态层面讲，由于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本身的资源环境人口的国情又支撑不起。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西方100多年的经济成果，而西方100多年的环境污染在中国30年间集中体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说明，中国如果继续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基础比西方还要差很多，再走下去不仅影响世界和谐，还会造成内部不和谐。所以，我认为，这次危机是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工业文明和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大好机会。 　　西方工业文明是以无限获取利润为动力，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为制度，以建立在工商业和金融业上的城市为载体的文明。它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工业文明产生的原因很多，例如新教改革、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科技革命等，但根本原因是发现了新大陆，开拓了殖民地，在扩大市场和原材料产地时，也把本国的阶级矛盾、经济矛盾、社会矛盾统统转移出去。转移了几百年后，他们终于发现，什么危机都能转移，唯有环境危机转移不了，谁让大家“不幸”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因为气候危机一来，飓风不光袭击东南亚，也袭击新奥尔良；海水上涨不光全淹掉南太平洋小岛，也会淹掉纽约。 　　从文化上看，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即将人视为自然万物的主宰和中心，就是将自然视为不断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对象。事实上，人的欲望可以无限，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既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也不能满足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西方工业文明在300年间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财富，几乎等于传统社会的总和，但也消耗了亿万年的自然储备，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 　　文明总是在不断进化的。西方工业文明把人类带出农耕文明，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但它也必将走向历史的尽头。时代正在召唤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全面和谐的生态文明。就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所奠定的生产力基础上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三大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生态，在人与自我之间建立和谐人格，在人与社会之间建立和谐社会。当然，还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相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和谐世界。 　　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所暴露出来的内在困境，各国一部分政治精英与学者已开始全面研究世界各大文明和古老宗教中的生态智慧，试图从中寻找摆脱困境的路径。他们发现： 　　从基督教文明来看，人类对生物群的尊重和保护也应成为自然法的内容，包括生物自然多样化存在的权利、健康生活的权利、自由进化的权利、不受人类侵害的权利、共享于地球的权利等。为这些权利而奋斗，已成为二十年来西方环境运动的伦理基础。 　　从伊斯兰文明来看，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就在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古兰经》提出，世间万物皆由真主所创，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代真主管理大地，人应该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