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银行体系稳健性基础：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docVIP

论银行体系稳健性基础：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潘英丽） 论文摘要：本文从产权制度安排与银行体系稳健性关系的分析入手，对当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目标与局限性问题进行反思，提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无法从制度上克服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产权制度安排、市场声誉机制和监管威慑机制促进银行体系稳健性的作用具有相互依存性，只有三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才能为银行体系稳健性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已引起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为了克服银行体系脆弱性，中国政府采取了重要的举措：成立中国银监会专司银行监管之责；在银监会督促下，商业银行进行了全行业的、大规模的资本金和坏帐准备金的补充；在国务院领导下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同时，吸引跨国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参股中资银行的银行股权多元化改革也正在全面铺开。这些举措对于完善中国商业银行运行机制，提高整个银行体系抗风险能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制在生成内部激励机制和补充资本金不足两方面有重要作用。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改制并没有解决国家控股和政府担保的实质性问题，前者为政府控制金融提供制度基础，后者为市场主体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向国家转移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而这两点正是造成整个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或慢性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问题。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可能提供银行体系稳健性的基础，从制度建设的层面防范中国式慢性金融危机？笔者认为，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问题，需要产权制度改革、有效的市场声誉机制和监管威慑机制的形成，这三位一体的综合改革的推进才能解决，任何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探讨产权制度与银行体系稳健性的关系，并分析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目标与局限性；第三部分讨论市场约束机制的基本要素及其有效发生作用的条件；第四部分探讨有效的监管威慑机制的基本要素及其对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最后是全文的总结。 文献综述 银行体系的稳健性与脆弱性实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学术界更多地从脆弱性角度进行研究。这类研究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理论经济学文献所作的激励结构分析方法，强调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结构因素。第二类是风险评估方法，主要是运用宏观经济指标与压力测试等风险计量技术，对金融机构直接和显著的脆弱性进行量化分析。第三类是监督方法，强调相对金融体系面对的风险而言，按国际准则衡量的监督和监管是否充分。第四类是系统脆弱性评估，又称净风险评估法，主要将金融体系面对的风险与整体金融体系管理这种风险的能力进行比较。此方法重视宏观经济行为与金融体系稳健性的相互依存关系。 其中风险评估法和监督方法主要评价短期的金融体系脆弱性。而理论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探讨中长期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各种可能的制度和结构性原因。主要涉及：1、基础性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包括金融信息的真实性问题）；2、所有制与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3、银行监管环境；4、公开和隐性的政府担保。本文主要运用理论经济学方法分析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制度和结构性根源，以下对此类文献作一综述。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学家提出很多理论对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作出解释。我们可以将这些理论经济学文献细分为四类：经济基础恶化理论、银行体系特殊性分析、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制度结构理论。 第一类理论主要代表有Fisher（1933）和Minsky（1982)。费雪（Fisher，1933）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Minsky（1982)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将投资收益率大于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大于偿债现金流出的筹资定义为抵补性筹资，收益率大于利率，现金流入小于现金流出的为投机性筹资，而收益率小于利率，现金流入也小于现金流出的为“庞齐”筹资。三种筹资在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并在经济衰退时导致银行体系的系统性不稳定。 第二类理论的主要代表有Diamond Dybvig（1983）、Goodhart（1998）。 Diamond and Dybvig（1983）建立一个多重均衡的银行挤兑模型，强调公众对银行的信任是银行体系保持稳定的基础，反之公众不断增大的银行挤兑风险预期将导致银行的挤兑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