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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 文献综述内容 一、国内外现状 （一）国内现状 在一个完整的环境诉讼法律关系当中，环境权利主体的诉权和国家司法机关的审判权是诉讼得以启动和运行的基本前提，法院的审判行为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则是诉讼程序得以存续和推进的基本动力。但是，环境纠纷以公益诉讼的形式进入到审判程序的前提是一般的主体拥有原告的起诉资格。传统的诉讼法律对于原告的资格有着适格的要求，即只有与受损害的利益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才具有正当的起诉资格。但是，这一理论受到了现代社会的挑战。由于传统的国家利益保护的缺位，国有资产流失、产品质量侵权、环境公害等新兴诉讼的产生，传统的“诉的利益”理论无法对其加以司法上的救济。诉讼信托理论的产生解决了实体性权利主体与诉讼主体分离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借助于诉讼信托理论，诉权通过诉讼上的授予，使本无诉权的主体能够获得诉讼资格，而实体性权利人的权利则得到保障和救济。诉讼信托理论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扩张奠定了理论基础。 民事诉讼方面，《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就要求提起环境民事诉讼者必须是人身或财产权益直接受到他人民事不法行为侵害的人。行政诉讼方面，《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就排除了与具体行政行为无关的其他人或组织为他人或公共利益提起诉讼的可能性。《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和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但这仅是支持起诉的体现，检察机关并不能以此为依据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采用的是当事人适格或正当当事人理论，为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滥用，要求诉讼实施权的基础为诉的利益。诉的利益有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个人利益和超个人利益之分。而环境利益是一种以公益为主兼有私益，个人利益和超个人利益相互结合的利益。这种将诉讼资格限于具有足够利益的本人的理念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环境问题等涉及公共利益方面显得苍白无力。 国外现状 1998年的《公众在环境事务中获得信息，参与决策，诉诸司法权利的奥胡斯公约》规定：“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决策参与权受到有关公共机构的不当处理时，有权诉诸法院和其他独立的公正的机构”，同时要求各国的“法律和制度必须保证这个问题是可诉的”，并且“国家应该为这一权利的实现提供程序保证，在环境问题上诉诸司法，获得救济的权利成为环境权实现的最后的法律保障”；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规定：“各国应广泛传播信息，促进和鼓励公众知情和参与。应使公众能够有效地利用司法和行政程序包括补偿和补救程序。” 美国环境法中关于公民诉讼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而严密的制度，公民提起诉讼，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有证据可举、有标准可查，这样使公民诉讼有了现实可操作性。 英国法律在公益的司法救济方面相对保守，但总体上英国行政法关于救济阶段的发展趋势是向统一和宽大的起诉资格方向前进。当事人在司法审查中，不论申请任何救济手段都取决于对申请事项是否有足够利益，不像过去那样当事人须具有权利才能申请救济手段，这是对以往起诉资格的一个改进。 在环境保护方面，英国在认识到传统法律不足以阻止环境侵害之后，也修改了相应的法律规定，认可对于公益妨害受害者本人或通过检察官都可提起诉讼。比如，英国的《污染控制法》就有“对于公害，任何人均可起诉”的规定。为加强国家对环境公害诉讼的干预，英国还建立了由公共卫生监察员代表公众利益进行群体诉讼的制度。 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都在民事诉讼制度中规定了检察官可以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对某些案件提起民事诉讼。另外德国还有宪法诉讼，它规定本国公民只要认为某项法律的制定或实施已经违反了宪法的精神或基本要义，都有权向法院提起宪法诉讼，请求宣布该法律违宪而无效。此外，菲律宾高等法院在1993年的一个判例中，法官亦授予42名儿童以诉讼权，使之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和子孙后代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政府停止大规模出租国家森林给开发公司砍伐，最后，法官判决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告的胜诉，使得大片森林资源，特别是大片原始热带雨林得以保全。 实体法上规定的不明确 《宪法》第12条规定：“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或集体的财产”。《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环境保护法》第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