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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合作社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摘 要：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组织来满足其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需求与抱负的自治联合体，就是合作社。合作社对于我国转型社会和和谐社会建设而言是必须的，合作社已成为我国推进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织载体。合作社存在与发展具有深刻的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基础。在合作社立法中，我们应该实现合作社的基本价值，体现其和谐价值，提升其竞争与合作价值。在合作社立法基本原则安排上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创新性制度安排，通过民有的产权制度、民管的组织制度、民享的分配制度和开放灵巧的资本制度去架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的合作社制度体系。 　　毫无疑问，合作社对于中国社会和世界的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不断走向市场化、走向和谐的社会里，我们不仅需要有强大的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存在，同样需要有强大的合作社部门、互助部门和其他非政府社会部门的存在。合作社对减少失业和贫困，缩小贫富差别，改善边缘化人口处境，维护消费者权益，特别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与和谐进步具有战略性意义。推进合作社立法，不仅是从事合作社研究和实践的人们所需，而且是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的现实所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使然。2002国际劳工组织(ILO)在《合作社促进建议书》中向世界各国政府提出的支持和促进合作社发展的改革与立法建议，不仅是各成员国家(地区)应尽的义务，而且是各成员国家(地区)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推动我国合作社立法的进程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为此努力，笔者就我国合作社立法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期望为我国合作社立法和实践作一点添砖加瓦的工作。 　　一、合作社存在与发展之理论基础 　　人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着对合作社存在与发展的原因、价值与意义分析，学者们也投入了相当的精力。研究合作社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价值与意义，对我们促进合作社事业发展和立法进程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国，合作社发展经历着较长的曲折发展阶段，遇到进一步发展的困境，加上不断演进的社会转型和国际化背景、理论创新和立法的缺失显得尤其突出。合作社存在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基础。 　　合作社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学基础。社会学通常从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分层及流动、社会变迁与控制、社会保障与发展等多方面研究社会问题，形成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如社会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秩序论、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社会系统论、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均衡论、西方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理论和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及社区建设理论等。这些理论都可以为合作社存在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如孔德在社会秩序论中强调社会中间群体对维持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时认为，社会中间群体能给人以安全感，并把个人的追求纳入社会总体结构之中，没有这些中间群体就没有社会。只有当构成社会的不同秩序处于和谐关系时，社会才是健康的，家庭、行会、地方团体与中间群体的关系通过适当调整，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和谐。[1]社会均衡理论强化分工与合作对均衡的作用，认为合作是实现均衡的必要一步。合作社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既是社员的共同体，又是特殊的企业组织体，还是一种结社体。合作社作为社员自我教育、自我发展、传播科技与文明的社会组织体，能较好地在社会中代表社员的共同利益，发挥联合制衡、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作用。 　　合作社存在与发展的伦理学基础。合作社的伦理价值是其伦理学基础在社会和谐发展的本质反映，是合作社原则与规则体系中所体现的伦理观念对社员、社会组织、社区及社会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指引、保证和基础作用。合作社的诚信、开放、社会责任和关怀他人等伦理价值，是合作社立法和合作社存在与发展的伦理学价值体现，是合作社自助、自担责任、民主平等、公平与团结的合作社价值的基础与伦理保障。这些价值对合作社原则、规则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成为合作社组织存在的基础。 　　合作社存在与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合作社的经济学基础，集中反映在合作社的经济学特征和表现上。合作社作为社员联合所有的新型经济组织其对内的非营利性，决定其不是典型的经济实体，是基于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的“社员的集合”。从合作社发展和合作社制度特点看，这种集合更多地产生于弱势集团、弱势产业，适用于将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生产力联合起来，形成较大规模的经济形式，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个“穷人联合体”、一个“穷人经济合作共同体”。“合作社是弱者的组织”[2]的经济学特征，决定我们在进行制度安排时要尽可能保障弱者的权益实现和合作社对社员权益实现的保障作用，从而最终提高社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合作社作为经济组织的性质，使弱势者成员通过自愿、联合与合作，建立起能与市场其他经济主体进行竞争的互助性合作社，以团体力量进入竞争的市场。在社会转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