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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文馆学士诗歌平议 　　摘要：唐初文馆学士是文坛的核心力量，这与他们拥有政治与文学双重优势有直接关系。对学士诗的考察不能单纯地从文学角度展开，必须注意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学士诗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这是政治文化建设的需要。学士诗呈现出分裂的诗学品格，这是政治环境中学士分裂的文化人格的反映。学士的创作环境具有较强的政治仪式色彩，这直接影响着诗歌的内容与艺术表现。学士诗的南朝化色彩并不全是个人喜好，也有政治考量隐于其中。 　　关键词：唐代文学；文馆学士；学士诗；许敬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1-0109-05 　　宫廷应制是唐代文馆学士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其主要文学活动形态，故长期以来他们往往被纳入“宫廷诗人”的研究范畴。但是，在围绕“宫廷”构建的文学话语体系中，帝王是文学活动的中心，学士被视为附庸，其主体性往往被漠视，因此有学者提出，从突出这些人文化身份的角度考虑，亦可称之为“学士诗人”。实际上，“学士诗人”和“学士诗”概念的提出不但突出了文馆学士的主体文化身份，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转变我们的研究视角。作为研究对象，唐初“宫廷诗人”与“学士诗人”、“宫廷诗”与“学士诗”的涵括范围大体一致，但视角的转换会产生不同的文学意味。唐初文馆学士基本上都是由高级文官兼任，他们与帝王之间也充盈着张力，突出其主体文学身份，把学士诗作为一种诗歌类型深入研究，更有利于我们认识当时的文学生态和文学发展规律。本文拟以太宗、高宗两朝弘文馆学士许敬宗为主要考察对象，对唐初文馆学士的诗歌创作进行考察与批评。 　　一、学士诗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 　　唐初文馆主要有文学、弘文、崇文、史馆诸馆，其中又以弘文馆学士影响最大，其时最重要的文人如虞世南、许敬宗、褚遂良、岑文本、上官仪等都是弘文馆学士。学界在论及这些学士诗歌时，最为诟病的就是其御用性，以及由御用性而催生的“谀颂”或“谄媚”等萎靡的诗学品质。如果我们撇开这种批评中包含的道德和政治色彩，从纯文学的角度看，这其实就是讲的应制诗的颂美功能。对于学士而言，颂美王政和帝德是作为文学侍从官的基本职能。对于应制诗而言，颂美是诗体内赋的一种功能，与作者的私德并无必然关联，不宜用“阿谀奉承”一类道德色彩强烈的词语来批评。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类诗歌是不能单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的。因为学士诗，尤其是应制诗，其中的颂美并不仅仅是对帝王个人的赞颂，更重要的是通过颂美“圣君”和“盛世”来传播意识形态，来宣示朝廷的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愿景，所以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 　　一般来说，历代帝王取得政权之后，大都会竭力论证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包括治统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进步性，而这些工作必须依靠词臣来完成，这也是唐初文馆学士备受重视的主要原因之一。学士是帝王的文学侍从，但不少学士更是朝廷重臣，是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有义务协助帝王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宫廷应制唱和就是一种重要的参与方式。以太宗朝为例。贞观君臣在治统赓续方面是上追尧、舜、禹的，把上古时代先王垂衣而治、德化天下的治世之道作为政治理想，同时把儒家思想中的“文教天下”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文德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翻检唐太宗颁布的一些诏书及其创制的诗文可知，以礼乐教化天下，期成尧舜之世，是他治国的国策和愿景。太宗《正日临朝》诗云：“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春日玄武门宴群臣》诗云：“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弘文馆学士杜正伦《玄武门侍宴》诗云：“湛露唏尧日，熏风入舜弦。大德侔玄造，微物荷陶甄。”君臣齐歌尧、舜、禹上古德化之世，并非无聊的附庸和吹捧，而是在传布一种治世理念，一种主流价值观――贞观君臣要建立的是一个像尧舜禹时代的德治社会。 　　我们知道，古代信息传播手段比较落后，意识形态的传布主要是靠手耳传播等人际传播手段，与诏敕等公文相比，诗歌因其文学性更强而更易传播，特别是著名文人的作品，流播更广，影响更大，通过他们创作诗歌来传播意识形态，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唐初的文馆学士是其时最精英的文学群体，把这些人聚集到文馆，利用其文学才华，赋予其学士荣衔，使传播意识形态、树立政权的合法性成为其本职职能，正是贞观朝推行文治国策的精髓所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学士诗是不能单纯地从文学角度来理解，必须看到其文学性是服务于政治性的。许敬宗的诗歌词彩华美，但在这些雕缋满眼的外在符号之下，大部分篇章都隐含着一个基本逻辑，即通过歌咏帝王的丰功伟业来显示其统治的合法性。试看其《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制》诗：“混元分大象，长策挫修鲸。于斯建宸极，由此创鸿名。一戎干宇泰，千祀德流清。垂衣凝庶绩，端拱铸群生。复整瑶池驾，还临官渡营。周游寻曩迹，旷望动天情。帷宫面丹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