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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农村生态治理创新 　　[摘要]综合人口结构、民族分布、地理环境来看，甘肃的生态屏障战略地位凸显。老庄、孔孟等先贤奠定了生态治理的思想基础，之后与时俱进地变迁，政府的践行力度也持续强化，然而现实农村生态情况不容乐观，甘肃的形势也十分严峻。从公共治理理论出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深层动因：企业逐利罔顾其他，政府绩效考核缺陷，农户人为加剧破坏。新农村生态治理亟待创新：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力量、以乡镇企业为重点客体、以社会组织为桥梁纽带、以个体农户为核心依靠，综合多种手段统筹保护、恢复、建设，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效益的整体优化。 　　[关键词]生态治理；环境政治学；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8-0044-05 　　一、引言 　　基于环境政治学视角，环境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尤其在我国集权型管理体制下，强政府、弱社会、大企业、小公民特征明显，以公共价值为导向嵌入绿色绩效考核指标对生态治理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甘肃作为典型的欠发达地区，生态治理与扶贫开发和民族问题交织，与此同时，现实困境为制度变迁提供了空间和土壤。 　　二、生态治理为新农村的建设提供环境保障 　　2006年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正式提出。新农村建设是系统性工程，经济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政治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制度保证，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精神支撑，社会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生态治理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环境保障。农村地域范围广，人口数量多，小康社会的全面落成必然要求推进新农村建设，粮油、蔬菜、瓜果等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在农村生产，食品在初期环节上的污染程度关乎全体国人的身体健康。在生态治理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走了一条先城市后农村的道路，这与农村环境保护某种程度的被忽视有很大关系，对其的认知至少应该提到与城市相当的高度，近年来农村环境污染引致的冲突剧增，已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1]新农村建设的生态治理对甘肃意义尤甚，从人口结构上看，甘肃贫困县数量58个，201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2 577.5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998.80万人，占38.75%；乡村人口1 578.75万人，占61.25%。从民族分布上看，多民族聚居特征明显，全省55个少数民族共计241.0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43%，新农村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民族问题交织，错综复杂。从地理环境上看，甘肃位于西北内陆，地貌复杂多样，是长江、黄河重要的上游水源区，河西走廊作为生态屏障在全国范围极具战略地位，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致使环境十分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制约束缚着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政治学视角下生态治理的变迁回溯 　　（一）生态理论的历史境遇 　　环境问题很早就进入了政治学视野，数千年前先秦时期把其归纳为帝王之德的范畴，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和庄子“天人合一”都包含了人类世界与自然环境间朴素的辩证关系，成为环境政治学启蒙诞生的思想基础。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先贤尊崇“王道”，将保护环境与民本思想结合，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杂揉百家而集大成，提炼升华至皇家政治的全新高度，以程颢程颐兄弟、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进一步提出“万物一体”。[2]19世纪工业革命后，人类利用、改造、破坏自然的能力极大提高，环境问题逐渐累积，以英国伦敦为例，空气污染日益严重，乃至成为世界闻名的雾都，仅1952年的烟雾事件就造成1.2万人丧生。人类绝对中心主义的转向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卡逊《寂静的春天》使环境政治走上历史舞台，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引起理论界广泛关注，联合国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的通过将生态治理列入国际议程，1992年提出可持续发展。[3]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破坏和污染问题明显增多，国内学术界引入环境政治学应对现实困境，从此该研究持续升温。 　　（二）生态治理的政府践行 　　从生态治理实践来看，自周代开始设置了专门治理山川林泽的政府机构：虞衡，这也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官方环保部门，该制度历经多个朝代的变迁，但基本架构一直延续至清末。整个民国的统治阶段里战乱不止，加上自然灾害使得环境保护不能贯彻实施，尽管如此，北洋时期两任农林总长宋教仁、张謇都对破坏生态平衡行为以律令形式颁布限制。[4]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保护环境，与此同时，组织机构的建设力度不断加大。1973年设立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1982年成立环境保护局，归属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1988年从中分离独立为国务院副部级直属局，1998年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并将级别提升为正部级。党的“十七大”将生态文明写入政治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