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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门变成了一个容器来盛台湾梦 　　台北市郊淡水河边的八里。雨后放晴，鸟儿掠过水面，道边青草葱葱，陡然生出点世外桃源的意思来。林怀民先生的家就坐落在此处一间至少有30年历史的居民楼里。 　　林怀民家门口贴着一张大大的林书豪海报，“他是我们姓林的人的骄傲，不过也是时候把他撤下来，换回以前的林青霞了”。玄关上，奚淞送的“雨安居”三字与落地窗外的淡水河景遥相呼应，临近窗边，一幅慈祥老人的素描，则是奚淞当年为他病中的母亲所作。 　　林怀民喜欢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自己的家。的确，在与卧室打通的客厅里，最显眼的装饰是满墙的书，“书堆得越乱，证明我的欠债越多，心情就越不轻松”。除此以外，家中最让人过目不忘的，当属他十余年前第一次来大陆时淘得的几尊佛陀头像，他会指着窗边那一尊向来客赞叹：“他太美了。” 　　林家的另一“名物”是一个用石头砌成、长且深的大浴缸。据说当初装修的时候，正好赶上带云门外出巡演，走前他央求师傅，“我要一个很大很大的澡缸”。人家答复：“老师，你要的那种是德国进口的，很贵，买不起。”结果等他回来，发现装修师傅竟用石头帮他砌出了一个大到“会淹死人”的浴缸。“那简直是我的天堂。对于一个舞者来说，每天跳舞结束，要把一整天的湿气和汗都洗掉，否则就容易积劳成疾。”他常常热情地对朋友发出奇怪的邀请：来家里泡澡吧。 　　去他家采访那天，他格外兴奋，“你知道吗，我很久没有那么开心了，今天，我用了15年的彩电终于罢工了！我可以换一个新电视机了，据说很大很薄。”工人扛着几十公斤沉的旧彩电下楼时，他硬要塞给人家小费。 　　跟其多彩多姿的舞台生涯比起来，林怀民的物质生活显得格外单薄。他一年四季穿同样颜色的衣服，几件T恤轮流换，衣领脱落、破洞，就翻个方向继续穿。去年他有了一部三星手机和第一代iPad，家里用了十几年的老式传真机得以正式退休，以往，他的传真机一天就能用掉一卷纸。如今，他已能利索地利用这些时髦的通讯工具找出前一天的新闻给我看：那是圣诞节当日，云门舞集的老师们为满足孩子们的圣诞愿望，去台东的一所小学教大家跳舞。他一遍遍地看，乐得合不拢嘴，“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今年是云门成立40周年纪念，还会有更多的云门舞者走入乡间地头与民共舞，一如云门初创之时的林怀民，怀抱着简单的梦想，“去学校、去农村演出，编中国人的舞，由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 　　龙应台曾如是感叹：“如果你知悉我们的过去，你就会知道，云门是一个文化现象，而林怀民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 　　1999年，台湾9?21地震后，云门舞集所有舞者在余震现场公演，以此为全岛人加油打气，家长就来说谢谢，说孩子们会笑我们就高兴了。“小孩子吓死了，我们让他们开心起来，然后家长就可以全力去做好重建的工作。”林怀民说。 　　于是有人说，林怀民创立的云门舞集实则是一种宗教，而林怀民自己则说“云门并不是我的”，它是一个承载着台湾梦的容器。 　　翻译名家杨月荪回忆林怀民初到美国时的情景，“走着，谈着，突然，他脱下了鞋子，在大街人行道上凌空跃起，落地之后很美地又旋了一个转子”。这许是林怀民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 　　他的姿态未必都是如此优雅，落寞的时刻愈来愈多。每日下班时间一到，林怀民还没来得及开口问，转瞬间，舞者们一散而空，偌大的排练场留下他一个发怔的背影。舞者铭元说：“有时候老师也会给我们打电话，他很热心地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吃饭，请我们喝酒。其实，他喝几口就放下了。我想他只是需要有人在一起放松吧。”晚辈觉得一根弦绷紧一辈子的林怀民，其实内心柔软，他需要人陪。但大家都有些怕他。林怀民倒是乐滋滋地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是“大家长”，“他们这些年轻人啊，结婚啊，恋爱啊，分手啊，哪一样不会来找我讲啊？我当然要倾听，要帮他们分析，让他们有个好心情啊”。 　　在舞者们的心中，他其实是个生动的平常人。他的助理有个习惯，每次去他家先奔厨房打开冷冻柜，因为那里往往有好几袋已经过期他却还在享用的水饺，“老师只要能吃到水饺便心满意足了”。林怀民承认，自己可以在家吃一个礼拜的水饺，也有可能天黑才想起，自己一整天还未吃过东西。 　　独居的林怀民说，他很享受孤独，也需要孤独。“我很喜欢一个人，我曾经一个礼拜待在房间里面不想出去，太多事情要做。只要我的冷冻水饺供应量够。我从小就是一个人，所以我很习惯一个人，面对书本、画册、音乐，那个世界好像才是真的属于我的。” 　　2012年11月和12月，孤独的林怀民邀请《人物》记者两赴台湾，多次长谈，近乎用一种独白的方式异乎寻常地敞开了那个只属于他的世界。 　　“外面那个小孩，就是你将来要照顾的人” 　　长大以后，父亲总跟人说，“怀民啊，就是这个名字起坏了”。 　　我明白，这不仅是名字，这里面全是大人的期待。 　　我从小就恨这个名字，笔划太多，尤其那个“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