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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尊德性”而“道问学” 　　【摘要】“尊德性”、“道问学”的讨论关涉传统学术的方法论和目的论，有清一代“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折射出传统学术在宋明理学与清学之间的转轨。清初孟学研究中诸如博约论、心性与问学等问题无不曲折回应了学界“尊德性”、“道问学”的争论，成为探究清初学风转折的重要路径。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清初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推身移步隐含了清代学风的新走向，同时在方法论和目的论上影响着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 　　【关键词】“尊德性”；“道问学”；清学；理学；学风 　　【中图分类号】K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019—7 　　从学术史的角度，清代经学取代理学而成为主流学术，不仅关系到传统学术思想的发展与裂变，而且决定了传统学术内在的近代转型。但凡涉及转型研究，无论是社会的转型，亦或是思想的转型，都必须考虑内外双重因素。然客观的、外在的、社会的促进或刺激因素相对与学术传统自身的发展脉络和逻辑而言，却又是不期然的。因此，若要真正明晓传统学术在近代所发生的裂变，则传统学术思想内在核心价值体系的演变、学术方法论与目的论的转型以及其时学者的学术动机和思想动向就不容忽视。 　　一、实学语境下的“尊德性”与“道问学” 　　“尊德性”、“道问学”是传统文化中一对影响深远的概念，《礼记·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后历经汉唐学人注疏、诠解，其内涵不断发生变化。南宋时期，以“鹅湖之会”为标志，“尊德性”、“道问学”不但成为朱熹、陆九渊学派的学术分歧点，而且也逐渐成为理学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明亡清兴，国鼎他移。清初士子在亡国之痛中反思，自然便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理学，而“尊德性”、“道问学”的关系辩争则成为检讨理学的重要论题。乾隆朝以降，虽然经学一统天下，而作为理学关键词的“尊德性”、“道问学”及其关系探讨，仍是清代学界不能不面对和清理的问题。可以说，“尊德性”、“道问学”这对概念贯穿了从宋明到清代的漫长发展、演变时期，而如何认识和处理“尊德性”、“道问学”的关系，则蕴涵着传统学术由理学到清学转轨的内在要求。 　　朱熹与陆九渊的“尊德性”、“道问学”之争是他们在为学进路上的分歧，而在为学旨归上两者并无不同。朱、陆对于“尊德性”、“道问学”都没有“执一端”，都不否认“尊德性”的义理追求，只是在为学工夫论上各有侧重。由此，理学时期“尊德性”、“道问学”之争实则是围绕义理如何才能获得而展开，可以归结为“义理问题”。 　　顾颉刚先生曾言清代学风的特点是“敢于脱离应用的束缚”。他从整个传统思想文化出发，指出了清代学风不同于传统学风之处，而这一特征亦是清学区别于宋明理学的关键点。换言之，清学更单纯的局限于“学”，而不是将为学与致用相捆绑。因此，清代士子围绕“学”而展开的“尊德性”、“道问学”的争论和探讨就更多的具有了方法论层面的色彩和意义。余英时在《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从乾嘉学人人手分析“尊德性”、“道问学”关系的变化。他认为乾嘉以降，“尊德性”并没有被学界抛弃，而是成为“‘道问学’中的‘尊德性’”，“道问学”成为清代学术之最显著背景。“尊德性”、“道问学”关系表现出迥异于理学的突出特点，而这一论述用于描述清初情形亦为妥帖，因为反宋明理学者以清初诸儒最烈。由是，可以说“尊德性”、“道问学”关系在清初就已悄然发生转变，由“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推身移步成为清初学风的重要特点。 　　清学视野下的“尊德性”、“道问学”概念分别具有“形上”和“形下”两个层面。“尊德性”的形上层面是指一种“哲学”思维，是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本质探寻与思考，其形下层面则是注重传统道德实践和践履的理论阐释。“道问学”的形上层面是对治学理论上的思考和意义，而形下层面则是指具体的治学过程中的方法，即考据。例如，实学学风表现为重视“实学”与“实践”两个方法，就是“尊德性”的形下道德践履部分和“道问学”形上治学意义部分共同发展的结果。 　　因此，清初“尊德性”、“道问学”的关系争论实质上已然超越宋明理学“尊德性”、“道问学”的关系之争，由理学中关于义理问题的争论转变为关于治学方法论、目的论的探讨，“道问学”具有了独立于“尊德性”之外的意义。质言之，与理学中“尊德性”、“道问学”关系相比，清初“道问学”的变化尤为明显。理学中“道问学”是“尊德性”学术宗旨下的为学方法或工具，清初，“道问学”这—方法论层面的概念逐渐游离于“尊德性”的义理束缚，摆脱了工具性的内涵约定，具有了独立于“尊德性”之外的存在意义。这种转变由不满宋儒言论、反思理学，尤其是反对晚明理学家空言义理而始，进而发展为从“形而下”的层面，加强“道问学”的方法论探索和实践，并最终确立了清学新义理观。这种不但重视“道问学”的形下实践，而且注重其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