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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版权法中法定许可制度的审视 　　[作者简介] 罗静（1975―），女，湖南常德人，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 　　[摘要] 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是我国当下《著作权法》修订过程中颇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主要涉及对音乐作品版权人的权利限制和法定费率的规定两个核心因素。作为这一制度的发源国，美国于1909年颁布《版权法》115条，确立法定许可制度，既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也包含了版权法的普世精神。借鉴美国法定许可制度百年来的改革历程，我国《著作权法》应该深入探讨法定许可制度建立的可行性，不宜因社会公众的一些误读而简单拒绝。 　　[关键词] 法定许可；立法改革；美国 　　[中图分类号] D9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6―0153―05 　　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当一首音乐作品首次被版权人许可进行了录音制作并公开发行之后，该作品的版权人对其他要求获得同样许可的请求人，不得拒绝许可。概言之，法定许可制度使得版权人失去了是否许可使用的决定权，而只能依照法律规定获得一定的报酬。2012年，我国《著作权法修订稿》草案第一稿中的第46条规定了这一制度，但引起了音乐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最终在草案第二稿中将这一条款删除，这说明对于法定许可制度，理论界与实践界尚存在一定的分歧。[1]同时，作为这一制度的首创者――美国，从2006年起，国会开始了对制度的改革进行一系列的听证，直至今天尚未形成定论。那么，法定许可制度是否真如我国广大音乐家所言，是对其著作权的“剥夺”，还是对音乐产业整体的促进？诞生于1909年的这一制度，是否仍然适应今天的数字音乐时代？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法定许可制度的深入分析，界定相关概念与适用条件，厘清若干公众对这一制度的误读，为我国著作权法的修订提供意见与建议。 　　一美国音乐作品法定许可制度的起源 　　美国《版权法》生效于1790年，最初被纳入版权法保护的作品仅限于图书、地图及图表等，并不包含音乐词曲创作。至19世纪30年代，保护的范围迅速扩及音乐作品。但是，由于当时主流观点认为，版权保护的客体一定要能够附在“有体载体”上，因此，所谓对音乐作品的版权保护仅限于以纸质稿形式存在的五线谱。音乐家可以通过许可出版商复制与发行自己的乐稿并获得许可费，出版商再将大量的乐谱复制品卖给公众从而获利。 　　19世纪70年代，自动演奏钢琴演奏器用打孔纸卷（打孔位置与钢琴谱相符）操纵；用足踏风箱鼓风，风通过纸卷缓缓转动的纸卷上的孔位，驱动机械连动相应的“木手指”击琴键奏出音乐。此后又有设计将外附的演奏器直接装置于钢琴内部，并可控制速度、力度、踏板等。和爱迪生蜡质钢瓶留声机出现，使得声音能够被纪录并重现，突破了原来公众欣赏音乐作品只能去演奏现场的局限性，这一技术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与此同时，音乐作品的版权人开始认为自动演奏钢琴中的钢琴卷帘和留声机中的蜡质圆筒也是其作品的复制件，因此，未经授权进行制作也构成了对复制权的侵犯，并相继引发了一系列诉讼。但是，在早期的此类诉讼中，法院并不支持音乐作品版权人的这种看法。1888年马萨诸塞州巡回法院Colt法官宣称：“我无法说服自己认为这种打孔纸条符合版权法意义上对纸质乐谱的复制，它们仅仅是乐器的一个装置，用于使乐器自动发声。”[2] 　　突破出现在1908年的White-Smith Music Publishing Co. v. Apollo Co.案中。虽然在这一诉讼中，法官并未最终直接支持版权人的诉求，而是依然延续了原来的看法：“作为被保护的最低要求，必须存在一个有体的复制件（tangible copy）。......而对复制件的定义是被书写或印刷的能识别的乐谱（written or printed record of [the composition] in intelligible notation）。”[3]但同时在该案中，法官也指出：这一判决是在严格遵照法条的基础上作出的，其本身并无不妥，但立法必须进行修改，钢琴转筒应该被认为构成法定意义上的复制件。在随后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此案的重审判决中，霍姆斯法官指出，“一个音乐作品是一系列声音的理性组合，而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原则上，所有对某个音乐作品声音的再现都应被认为是一个复制品，如果现行立法太过狭窄，则应作出修改，除非有其他政策性的考虑因素。”[4]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此案的判决促进了国会开始考虑修改立法。1909年，版权法法案修订了音乐作品的相关法条，承认版权人“有权签订协议，对作者构思的任何可以被感知或复制的记录进行授权。”即承认除了传统的对乐谱的有形复制（如印刷）外，对音乐作品以技术手段通过自动钢琴或唱片纪录下来的行为也被认为是复制行为，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