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角下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研究.docVIP

经济学视角下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当中属性变化最大的当属私营企业主。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 个体私营经济在中国萌芽和发展， 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不断地成长壮大， 他们由默默无闻逐渐转变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经济力量的提升， 社会地位的稳固， 加之自我认同感的加强， 使得私营企业主阶层逐步增强其政治诉求， 当然无法忽视的是正如Walder（1986）认为的那样， 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通过权力进行， 从事经济需要依赖政治的手段而不是市场， 体现的是一种政治逻辑。[1] 陈家喜（2008）提出了一个“欠缺性市场”的概念， 认为政府在培育市场和推动改革前行的同时， 从自利性出发仍然有意无意地保持着对市场足够的干预能力。[2] 政治配置经济资源的体制下，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为其突破体制障碍， 无论是其身份的合法性还是政策限制， 提供了一条“从超经济强制到关系性合意”的路径； [3] 而另一方面， 为了缓解改革对现存政治体系的冲击与挑战， “行政吸纳政治”成为重要的政治发展模式， 其实质就尽量使新生的经济社会势力融入现存的政治体制中， 最终达到有效控制与管理的目的， 所以民营企业家被“政治安排”进入各级政协、人大进行参政议政。 　　从经济学角度考察， 企业家作为“经济人”本来事务繁忙， 而成为“政治人”参加人大、政协等一系列会议、活动， 或为取得人大、政协代表资格进行游说就必须付出时间、金钱成本。马克思深刻地指出： “人们所奋斗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一切社会活动的终极动因， 利益原则也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准则。政治市场理论认为， 在经济市场之外， 还有一些非经济性的市场因素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 这就是政治市场。据此张伟（2005）提出了资源分配的“市场――体制权力”二元模式， 理所当然的私营企业的发展不可能完全脱离现行的治理环境而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4] 虽然有学者认为企业家与政治家参与的是两个不同属性的市场， 私营企业主所代表的“私利”与参政所代表的“公利”一般是冲突的。因此， 企业家参政可以， 但参政以后他必须辞去原有职位， 才能真正代表公利。而现实情况是企业家参政从而通向职业政治家的渠道并没有打开， 在中国的情境下，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与经济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 文章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行为。 　　二、相关文献回顾 　　（一）政治关系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和与政府关系的好坏对企业的影响几乎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Getz（1993）的研究认为企业领导人不管是被选举为国会或者州的议员， 还是在政府行政部门供职， 或者担任某些特别委员会的顾问， 他们担任的官方职务都能给企业创造很多潜在的政治利益。[5] Hillman等（1999）进一步提出， 个人参政可以看作是组织间相互关联的一种形式， 企业借助这种通过私人与政府建立的关系， 得以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的决策者同时又是政府的决策者， 可以获得更多信息、政府合同以及声誉、威望等， 这些势必对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6] 更具体的一些学者研究认为企业可以凭借特殊的与政府的关系而提升企业价值、获得更好的税收政策或贷款政策（Faccio， 2006； Fishman， 2001； Khwaja， 2005）。[7][8][9] 　　（二）转型经济体系中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对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 　　因为和国有企业相比， 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从经营企业伊始就面临着政治的不确定性和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 对处于弱势的私营企业主及其企业而言， 政治网络对他们来说是很关键的， 因为它可以作为不完善的政治制度支持的替代。Peng和Heath（1996）认为， 转型经济中的一些制度缺陷， 比如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制环境的欠缺和某些市场（主要指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以及较低的管理能力会限制企业的内在增长战略和并购增长战略的使用， 使得以人际网络为基础的增长战略更为可行。[10] Choi等（1999）的研究也认为，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由于价格体系和法律系统的不完善， 从定价和法律执行的角度出发， 交易成本将会非常高昂。[11] 因此， 经济转型中的企业不是通过市场去获取资源或开展战略联盟， 而是倾向于利用人际关系网络作为自身经营战略的一部分。[12] 张建君和张志学（2005）更是对转型经济中政府与企业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他们指出， 转型经济中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几乎是必然的， 原因在于： 第一， 政府对经济的广泛干预（行政审批、产业规制、产业政策等）以及对商业机会（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