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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加拿大的“一国两法”及其现代意义 陈云生 　　“一国两法”，顾名思义，就是在一个国家实行两种法律制度。一个国家这里当然是指加拿大这个具有独立主权的统一的联邦国家。“两法”是指两种不同类别的法律制度。就国家的管理及法律规范的性质来说，其内在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是必然的要求。法令不统一，就很难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的法治管理，法律对社会行为的规范、止恶罚奸的功能也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都实行了一个统一的法律制度。而在加拿大，由于历史造成的基础和现实创造的条件，却实行了两种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差异的法律制度。具体说来，就是英国法和法国法。这两种法律制度不仅仅具有国别意义上的差异，而且各自代表着一个庞大的、跨越国别甚至横亘洲际的法律体系。这就是前面所介绍的“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 　　在一个国家实行两种法律制度，这在法学上就构成了一个颇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不宁唯是，“一国两法”在加拿大还具有特殊的民族法学上的意义。“一国两法”在加拿大，归根到底是民族问题，确切地说是英裔和法裔的民族关系问题。“一国两法”的背后，蕴含着民族心理认同、民族传统的承认和尊重与保留、民族的个性及其升层独特性的坚持与维护、民族的平等要求和团结的实现、国家的统一或分裂等一系列有关民族和民族关系的问题。此外，“一国两法”的意义或许已经超出了加拿大一国的范围，给当代的法治、民族问题的解决以及国际新秩序的建立等问题的启迪。这就是为什么值得对加拿大的“一国两法”问题进行探讨。 　　一、“一国两法”的形成与发展 　　加拿大的“一国两法”是历史地形成的。加拿大作为原法国的殖民地，其最初的移民都是来自法国的本土。待新法兰西这块殖民地初具规模以后，特别是法国国王把新法兰西的管理权收归自己以后，为了有效地控制这块殖民地，便有目的地引导新法兰西仿照宗主国建立包括法制在内的各种法国式的体制，除了法王的敕令之外，还把大量的宗主国法律直接移植到殖民地来。大规模移植宗主国法律的结果，使法国的法律传统在加拿大得以延续，并确立了法国法的模式。而法国移民对宗主国移植而来的法制，如同对移植而来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语言、文化、宗教一样，具有天然的认同性和亲和性，从而使法国法在这块殖民地上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待1760年英国入至新法兰西时，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乃至整个社会，都依然定型于法国式的模式。我们知道，一种制度一旦定型于一种模式，便成为一种风范，成为一个群体(包括民族体)自觉不自觉遵行的行为准则。它对群体内部来说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对外具有拒斥力和排他力。面对异质的英国法的改造和同化，法国法以其模式的凝固力筑起了自己坚固的防护壁垒，有力地维护了法国法的传统和制度。这为在加拿大实行“一国两法”打下了历史的基础。英国对殖民地的武力征服，打断了加拿大单一的法国法律模式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开启了两种不同的法律模式之间的同化反同化的斗争和磨合阶段。入主加拿大的英国统治者，自然想通过对殖民地原有的异质法律传统和制度的改造、同化而代之以英国式的普通法制度，从而建立有利于英国对殖民地控制的法律秩序;而被征服的法裔民族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和利益，也必然顽强地奋起维护本民族珍视的法律传统和制度，一如他们顽强地维护体现本民族价值和尊严的语言和宗教一样。加拿大的“一国两法”就是在这种同化与反同化的斗争中以及相互磨合中实行的。 　　英国从法国接收加拿大以后，于1763年10月以英王命令的形成规定在加拿大实行英国法，旨在取代法国法，但遭到法裔民族的抵制和反对，除英国征服者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以使法裔民族继续适用法国民法外，英国于1791年通过制定宪法性的《加拿大法案》，正式确认在下加拿大(后来的魁北克)实行法国民法。这就为加拿大的“一国两法”的实行奠定了宪法基础。可见，英国统治者的宽容、忍让政策是在加拿大实行“一国两法”的必要条件。但须指出，作为宗主国和征服国的英国政府对待加拿大的法裔民族，同对待任何殖民地的异族一样，其真实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减缓殖民地异族对宗主国和征服国的不满和对抗情绪，从而有利于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奴役和统治。这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尊重其他民族的传统，促进民族间的团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加拿大法裔民族部分地保留和适用法国法，决不能仅仅看做是英国统治者“恩赐”的结果，事实上，法裔民族为了维护体现其自身信念、个性和价值的传统和制度，在抵制英国法同化、争得法国法合法地位的同时，还进行了艰苦的法国式民法制度的建构工作，使这种法国式民法在加拿大，确切地说在魁北克自成一体，便于保留、承袭和适用。原来，大陆民法在法国在整个欧洲大陆并不是系统的、统一的，部分地适用罗马私法，部分地适用当地的习惯法1804年，拿破伦主持的《法国民法典》的编纂成功，不仅统一了法国的民法制度，而且开启了大陆法法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