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位体验与质性研究--从李志清对侗乡抢花炮研究谈民族志写作.pdfVIP

主位体验与质性研究 ——从李志清对侗乡抢花炮研究谈民族志写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刘亚虎 李志清教授告诉我们，选择桂北侗乡抢花炮作为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个案 进行研究，最初是出于一种直觉，“20年前，笔者到侗乡参加一个全国会议，会 议期间参观了侗寨。初次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侗族男子吹出的苍凉的芦笙久久 萦绕心头，对山寨淳朴的民风民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以后，在上海体育 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考虑博士论文个案时，“首先想到侗乡和它的抢花炮。(本文 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白李志清博士论文，为节省篇幅未标页码) 以桂北侗乡抢花炮为个案的研究，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 大概可以归入民族志范畴。根据民族学理论，民族志，即民族学家对于被研究的 民族、部落、区域的人之生活(或文化)的描述与解释，为英文Ethnography 料的积累始于几个世纪以前。 公元15世纪，经历美洲、大洋洲和亚洲一些地区的“地理大发现”以后， 欧洲人开始大规模地向这些地区扩张，在异民族地区建立了大量殖民地。之后， 为了各自的需要，欧洲殖民统治者、传教士、商人等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些地区， 搜集在他们看来属于“初民社会”(primitivesociety)异民族的各种关于当地 社会组织和人口、宗教信仰、物产和生产等的信息，并源源不断地传回了欧洲。 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资料日益丰富，而且都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于各国政府、教 进而应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希望通过对殖民地后进民族的研究，了解本民族和人 类进化的历史。他们的研究资料就是来自殖民地的大量档案和报告。于是，民族 学(或人类学)以及专业的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就此诞生。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民族学家们纷纷走出书斋，奔向田野，去做实 地调查，将民族志的写作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把民族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阶 段，并逐渐形成了现代民族志的一些工作模式。 马林诺夫斯基以后民族志的生产模式，重点在于它必须是民族志的撰写者亲 自深入实地调查的产物，马氏称之为“参与观察”。这种“参与观察要遵循一 定的规范，例如，要有比较长的时间实地观察与体验；要能直接与当地人交流； 要全面了解情况；要能够克服主观与片面，既有主位的观察，又有客位的观察角 度，等等。 固然，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的“参与观察”与我们的调研，无论时代背景、 目的、与对象的关系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一些工作规范还是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李志清教授做得很出色。 我猜想，李志清教授选择桂北侗乡抢花炮作为研究个案，除了最初的直觉以 外，一定还有更多的诱因。当然，首先是抢花炮为桂北侗族地区村民最喜爱的传 统体育盛会，花炮节为当地“最热闹的节日；其次，抢花炮是一种仪式性体育 活动，围绕活动有一系列信仰风俗；第三，抢花炮还被授予更多的光环，例如， 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所受到的推崇。1982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的第二届 运动会上，“广西富禄花炮会的老会首从家乡精心扎制送到大会的花炮架(炮龛)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当时，寓意吉祥的美丽炮架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也使得广西 代表团获得了难得的礼遇——在入场式上打头阵，表演项目也以抢花炮开场”。 第三届运动会开始，抢花炮纳入正式比赛，成为带民族标志性的传统体育项目。 具有如此独特性和复杂性的事物，如何着手进行研究当颇费思量。从方法论 的角度，对事物(个案)进行实证主义的研究，探讨它的性质、意义或事物之间 相互的关系时，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叫“质性的”(Qualitative)，或称 为“定性的”研究方式；另一种“量化的”(Quantitative)或称为“定量的”研 究方式。质性研究一般是指对单一个案进行独特性和复杂性的探讨，追踪事物产 生、演化和发展的全过程，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事物内部不 同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细致描述来揭露事物的性质和意义。定量研究一般是要同时 对多个个案进行调查和研究，通过对多个个案的数量程度、比率关系，事物之间 量的高低或事物之间量的比率的归纳、统计与对比，来揭露事物本身和事物之间 关系的性质和意义。 无疑，李志清教授关于抢花炮的探讨选择了主要运用质性的研究方法。(量 化研究多运用于自然科学等的探讨)质性研究需要详细揭示这一事物的内部关系 和结构、演变过程和结果，它的基础在于研究者的现场经验，为此研究者要尽量 自己涉入现场的活动过程，作自然观察、访谈，而且要观察、访谈足够长的时间， 找到看似平常的事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