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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决策的心理学分析 　　犯罪行为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触犯刑法的应受刑法惩罚的行为，刑法上考虑的只是行为的结果是否产生，而不考虑产生这一行为的内部认识过程，很少关心影响犯罪行为形成的心理因素，而罪犯的犯罪行为是经过个体主观认识过程后而产生的结果，是决策后实施的行为。所以，从心理学的视角对犯罪决策——犯罪心理预防的最后一道防线的研究对犯罪学理论以及在实践中有效预防、打击犯罪及改造罪犯都有重要的价值。 　　所谓犯罪决策，是指潜在犯罪人通过对某种犯罪的犯罪效益和犯罪成本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做出是否实施该种犯罪的决定。如果犯罪人选择犯罪，则表明其做出了犯罪决策;反之，则表明没有做出犯罪决策，犯罪决策简单地讲就是在头脑中做出犯罪决定。 　　一、犯罪决策与本身所具有的不良心理因素有关 　　调杳与测量显示：许多犯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消极的。突出地表现为纵情享乐、悲观厌世、对生活中的挫折过分夸大和产生过分悲观的态度等，往往为了追求低层次生理性需要的满足而产生犯罪动机和进行犯罪活动。犯罪人的不良心理因素是个体主动地接受社会负面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变化而形成的，内容是与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相悖的，对自己的人生意义存在病态的观点和看法。多数罪犯在“自己的观点和社会道德标准不一致”时，选择“坚持自己的看法”，缺乏社会道德和法律观念，有着严重的利已主义倾向。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属于个性倾向性的内容，是一个人行为的动力系统，对一个人的注意指向、心理选择具有指导意义，所起作用不能低估。王某某，教师，大学学历，因女方家长不同意，女方欲与其断绝恋爱关系，心生报复之意，用斧头将女方一家三口砍死，最终被判处死刑。罪犯的心理感受是指在犯罪决策和犯罪过程中以及犯罪之后所要经历的恐惧、惶惑、悔恨等情绪体验的过程。如犯罪人担心自己的行为败露之后将会遭受肉体的痛苦、自由的丧失或名誉的剥夺，表现为犯罪人犯罪过程中的胆战心惊或犯罪之后的惶惶不可终日，总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可见，最犯的心理感受已经严重异化。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及时发现并转变潜在犯罪人已经形成的不良心理因素使其得以有效地释放而不致于外化为犯罪行为显得特别重要。一方面发现问题要早，另一方面要切实发挥人民调解和借助于心理咨询机构的作用，及时、有效地化解潜在犯罪人的不良心理。急剧的社会变革造成了许多社会成员暂时的不适应，家长、教师、社会管理人员等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正视社会现实，善于发现问题，积极疏导，帮助适应不良者度过难关(使其明白犯罪并非唯一的选择)，同时还要注意引导、化不良心理因素为积极心理因素，使潜在犯罪人重塑健康人格，使他们最终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能等他们进了监狱、坐了牢房时才想起对他(她)们进行心理辅导，要做的应该是尽量防患于未然。 　　二、犯罪决策是理性的，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权衡过程 　　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罪犯对犯罪行为往往是有较清醒的认识，其对行为活动目标价值的认识，对达到目标的手段、方式、可能性的认识，行为动机主要根据主体对目标价值的估价，估价越大，吸引力就越大：对达到目标可能性的估价，估价越大，动机越强。潜在犯罪人大都是理性人，其所进行的犯罪活动，大都是理性人在理性选择下的活动。在面临多种行为选择时，潜在犯罪人会思考、会计算对各种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能作理性的比较。但不同类型的潜在犯罪人对成本的感受度是不一样的，潜在犯罪人最终选择哪种行为，取决于他对犯罪成本的感受度，取决于他对收益与成本比较的感受。潜在犯罪人之所以会做出犯罪决策，是因为认为他们的行为动机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犯罪人在决策的时候往往都会对犯罪成本和犯罪效益予以比较权衡，只有当其预期犯罪效益大于犯罪成本时，犯罪人才会选择实施犯罪行为，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由于一定犯罪的效益是确定的，因而犯罪成本对犯罪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犯罪成本是决定犯罪人是否做出犯罪决策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现实的犯罪中就有明显地体现，并且它往往发生在智力健全甚至超长的人身上，多发生于杀人、抢劫、走私、高科技、金融犯罪等领域，并呈现出年轻化、组织化、流动化、科技化、智能化的特点。 　　只有当人人都能意识到我们的行为是受法律制约的，违法必将受到严惩时，法律对人的约束才有实际意义，挺而走险者才会收敛。著名心理学家西蒙在对决策理论进行研究时，从经济决策的角度提出了“比较满意”的决策原则。所以要加强教育，健全法制，严格管理、执法，最大可能地打破潜在犯罪人的侥幸心理、挺而走险心理。降低潜在犯罪人对犯罪行为的主观效用评价，使其清醒地认识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要让他们树立这样的观念：实施犯罪最终是得不偿失的。很多犯罪分子法律观念淡漠，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法制教育，使人们都能认识到法律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逾越的，提醒我们的司法机关切记严格执法，坚决克服权大于法的思想，杜绝执法中讲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