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琳娜】返璞归真.docVIP

【龚琳娜】返璞归真 　　龚琳娜，歌手，风格独树一帜，以演唱被称为“神曲”的《忐忑》一曲成名。 　　我想做彭丽媛，不做李谷一了 　　两个小时的采访里，龚琳娜哭了4次。这和她的自我期待隐隐一致，她说，希望做一个始终保持敏感度的人。 　　我们在北京“鸟巢”附近的一个高档小区里见面，100多平方米的公寓里，龚琳娜和丈夫老锣各用一个房间当工作室，客厅用于访问，还装有一个简单的摄影棚。房里摆设得极素净，除了玄关处的中国布鞋、一个装茶叶的中式柜子、两支红蜡、一套茶具、朋友送来的几个手工陶制小人之外，没有多余的装饰。龚琳娜也和这房间似的，穿着黑灰色的合体毛衣，化过淡妆，戴着一条红色金色相间的大项链，都是基本款“装修”。 　　她的“谢尔顿”式的敏感在我进门时就表现出来了。 　　龚琳娜对谁该坐在房间里的哪个位置有一套设计。她坐在沙发正中，面对光线。助理不能坐在沙发的另一头，那会遮挡光线。记者不能和她比邻而坐，因为她得扭着脖子说话，不方便。记者应该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但不应该坐她对面东北角的那张椅子，因为“这样可以看着互相的眼睛，通气”，而且“我今天的感觉是你坐这里更舒服，有些事情不是道理可以说的”。 　　连续被要求换了两个座位之后，我有一点儿手足无措，但终于我们都在“对”的位置上坐定，开始聊天。她说在意这些不是因为讲究风水，而是敏感，“如果一个人能敏感地察觉自己的位置，这个很重要”。 　　她最早的自我定位始于5岁，第一次上舞台，独唱《我的愿望》，电视台还拍了录像。那是1980年，电视机刚刚在中国的家庭中出现。在她唱的那支歌里，歌词是这么写的：“我有一个愿望，长大当个歌手……” 　　我看过一张龚琳娜童年时代的照片，黑白的小小电视机，80年代特色的大衣柜，年轻的妈妈为女儿弹奏着手风琴，墙壁上贴着手风琴的演奏海报。小小的龚琳娜，她正放声歌唱。 　　坐在我正对面的龚琳娜，她现在的样子和照片里的年轻母亲极为相像。她告诉我：“我5岁时的愿望是当李谷一”。 　　她在7岁考进贵阳“苗苗艺术团”，是那种周末在少年宫唱歌、假期要去各个乡镇演出的女孩，额头永远点着小红点，面颊永远像苹果，红色的硬纱蓬蓬裙，白色的背带装。她从门牙还不全的时候就是这个演出造型了，母亲则总是带着严肃然而柔情的眼神望向女儿。 　　“初三听彭丽媛的硕士音乐会，《白毛女》，‘恨似高山愁似海’，我听到这里就会流泪，我想做彭丽媛，不做李谷一了。” 　　“哪里的光最亮，我就想往哪里站。”1999年，龚琳娜以文化部颁发的“民歌状元”身份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2000年，她参加第九届青歌赛，得到民族唱法专业组银奖，被评选为“观众最喜爱的歌手”，又加入中央民族乐团，去一个个城市巡回演出。这时她已经24岁，但还过着和少年宫小歌手时代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活，不同的是荣誉更多了，演出级别更高了。龚琳娜的父母高兴、自豪，带着对女儿星途的憧憬，母亲从贵阳来北京陪女儿住，包烧饭扫地，包洗内衣内裤。 　　母亲和身边人的判断是，在获奖后的风头浪尖里冲刺几年，龚琳娜会是很好的电视明星和晚会明星。但没有人去问龚琳娜你快乐不快乐。2002年，龚琳娜在一次演出中认识了德国音乐家老锣（Robert Zollitsd），他喜欢东方音乐，来中国寻找音乐家，和龚琳娜一拍即合，俩人慢慢开始恋爱。这个德国人直不笼通地去问龚琳娜的父亲，你希望女儿快乐还是成功？父亲想了想，说：“成功。”父亲的意思是成功了才有快乐。老锣被这种逻辑惊呆了。 　　就像一个人扎准了我的穴，扎通了 　　多年以后，龚琳娜曾经对媒体回忆她从2000年到2002年的那种痛苦，“收入很好，但是我一点都不快乐，那时候我的脸色蜡黄，演出完了就很辛苦地回到家。你说那种演出累吗？不累。对口型，上台就唱一首歌。去一个城市，别人接待得特别好，住很好的宾馆，有很好的收入，经常会有领导陪你吃饭。为什么会累呢？因为我在音乐里没有满足”。 　　龚琳娜告诉我，她当时的痛苦和迷茫程度远不止反感，甚至到了生理上想要作呕的程度。 　　“那些歌不给我‘门’，很多都是颂歌嘛，作曲家在写的时候没有投入心，作品是空的，我唱空的东西就想呕吐。今天也是好，明天也是好，每天都是唱怎么怎么好、天天好、这样好、那样好。民乐团也是无精打采，他们奏乐的声音，tuang……tuang……他们奏得疲了，我扯着脸皮笑肌也酸了，最后满脸长大包。” 　　她在说话中用的拟声词非常丰富，很多都没有办法用汉字打出来，她感知声音，模拟声音，说话的音调也在不停变换，永远不会用一个音调完成一个段落的叙述。 　　她跟我说起一个最近让她看哭了的故事，来自柴静的《看见》。 　　“村里几个孩子约上一起自杀。父母都会认为这是中魔了，或者是谁鼓捣的。柴静最后发现了所有的前因后果，女孩想自杀是因为受到一点小小的侮辱，但为什么其他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