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混合式契约制度与多重交易成本.docVIP

转型时期的混合式契约制度与多重交易成本 转型时期的混合式契约制度与多重交易成本 中国面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用法律的契约关系替代过去的中央计划和指令安排，这意味着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新的契约关系中重新定位。但新的契约关系不是简单的一次性制度安排，而在一定意义上是作为合约方长期制度博弈的结果。这意味着，合约方在合约过程中的合约选择行为不可忽视。另外，合约关系作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交易成本。这首先涉及到合约过程中的签约和履约成本，签约中所涉及到的未来不确定性、有限理性等因素决定了合同的不完备性，同时也说明签约和再签约是有成本的，这激发了大量的关于不完备合同的研究（如O.Hart、O.Williamson、Goldeerg等）。相比之下，不少讨论计划经济的文献则更为重视履约成本问题（如科尔内、张军等），显然，社会主义制度下更为严重的问题就在于合约的实施得不到保证。科尔内关于“预算软约束”的概念实际上就意味着在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隐含的）合约无法强制性的实施，而这在张军（1994年）的分析中被解释为国家不能“退出”（从而终止合约关系）的原因，是不无道理的。而本文则给出另一方面的解释，强调正式的契约难以在第三方（如法院）约束下强制性执行或在契约失败下对违约方实施处罚，这在很大程度上软化了契约对合约方未来行为的约束，从而加大了机会主义的逆选择行为。而导致契约软约束的基本原因在于转型时期混合式契约制度（hybridcontractingystem）安排。这是指，社会关系网络和权力作为非承诺性的“原始”契约和命令计划者大范围地或更深层次地与法律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契约中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法律在履约中的第三方约束作用减弱或失效。而混合型契约制度本身则提高了合约方的交易成本，同时使得契约的功能变得更为残缺。 一、混合式契约制度安排 张军（1994年）提出的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国家在与国有企业的隐合约中的权利为何常常得不到有效的尊重和保护？他的解释是因为国家难以从这一隐合约中自由退出，从而造成难以解决的履约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将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纳入权利交易的契约框架。但合约除了进入、退出上的自由度之外，双方在合约地位上的平等同样是有效合约的一个基本条件。但计划经济下，政府与企业之间不是简单地可以进行平等地位谈判的合约方，而是一个指令性控制的官僚科层关系。因此，如何理解不同的契约关系显得极其重要。在这里，麦克内尔（1994年）的分析是十分有意义的。他强调指出，“以法律为取向的契约的定义把一些特定的关系排除在外，……法律可以说是全部契约关系的内在组成部分，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法律不是契约的全部。……我们努力要做的事是把契约理解为未来交换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他因此区分开契约关系中承诺性与非承诺性规划者以及更为活跃的命令者。（注：麦克尼尔（1994）认为，交换中的承诺有五个因素：1.承诺人的意志；2.受诺人的意志；3.为限制未来的选择采取的现时行为；4.交流；5.可度量和互惠性。而非承诺性交换规划者具有多种形式，它们缺少承诺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在所有的社会中，习俗、身份、习惯及其他为人所内化的东西都可以规划未来的交换，也构成契约的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命令规划即便在高度复杂的社会也是十分重要的，公司内部的等级体系就是一个当代的例证。“从理论上说，官僚体系只是更高级的命令者的工具，实际上则发展了自我利益，并不可避免地既对交换的规划发生影响，又使交换的规划得以实现。”）在现代经济中，由“习俗、身份、习惯”等构成的非承诺性计划和以官僚科层形式组织的命令者是规划未来交换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构成了现代企业与其他官僚科层组织的基本的内部交换关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交易成本理论、产权与合同理论目前更多地开始考虑古典和新古典之外的关系合约。 传统计划经济下，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长期的隐合约关系或科尔内意义上的“预算软约束”关系，这意味着，国家有责任维持国有企业的长期生存，而国有企业则对国家负有服从一切指令性生产计划的义务。严格意义上说，这时的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并不是合约关系而是一种指令——服从关系，类似于一个大的科层制企业组织，单个的企业只是作为成本或利润中心而服从于整体的目标计划。同时，在国有企业和职工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隐含的非承诺性契约关系：企业有责任维持职工的长期或终生就业以及福利和社会保障安排，以此来换取职工的工作努力和对企业乃至最终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忠诚。这种隐含式劳动契约安排显然不完全是建立在经济合理性之上的，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安排。这一点曾被布鲁斯和拉斯基（1991年）特别加以强调。显然，计划经济的长期隐合约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是低效率的，但与社会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