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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乡镇政府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思考 转型期乡镇政府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来的。“和谐社会”，作为一个重要政治概念明确提出来，显然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它丰富、充实了我们党的治国方略，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无疑，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内含着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正处在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的深刻分析和准确把握。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高速转型期，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已超过以前100多年的总和。去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0美元，正在向3000美元的新目标跨越。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这一跨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这个时期，如果政策把握得当，就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就会出现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导致各种社会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我国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时期。在高速转型期社会结构正处于不断的分化和整合之中，分化与整合之间难免会出现失衡与失调现象，大量非稳定因素产生,从而导致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困难重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础在乡镇,乡镇政府只有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才能正确应对挑战，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分析 1、主体多元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广大农村地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长期以农业为本的农民阶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形成了农民商人、农民工人、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服务业经营者、农村管理者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地位群体，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却越来越少。主体的分化直接导致原有价值观的分化，因利益和地位而带来的冲突不可避免。比如农民工问题，目前基本上处于被城市和农村社会所边缘化这么一种状态，使他们觉得自身对前景缺乏稳定而长期的预期，仇视社会和先富人群，从而对整个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目前沿海发达地区90以上的侵财型案件，均予流窜犯罪所为。 2、组织多元化。进入高速转型期后，社会组织结构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其结构模式多样化。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随着国家对广大农村采取强制性的、高度的政治整合的手段的逐步淡化，其战斗力和影响力在逐步削弱。而目前依法实施自治的村民委员会组织，为基层民主的推进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由于广大农民自身素质的局限，使得局部地区出现了许多通过拉票，宗族等不正当手段的人，得以进入村委会班子，这些人并没有履行当初选举时为群众服务的诺言，而是小团体利益当头，与村党支部闹对立，是农村一些地区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农村主体组织的地位下降，使得已经解体的传统社会群体，包括宗族、种姓、宗教等团体重新聚合，且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不断上升。由于原有文化价值观的丧失，使得宗教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很有市场，教会组织在个别地方已经在许多方面左右基层组织。近几年各地以种姓为单元续修宗谱、修祠堂之风非常盛行，宗族势力逐步抬头。 3、利益多元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而改革的深化，必然涉及到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这必然会在不同利益主体间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目前在全国许多地方造成不稳定主要原因的征地和拆迁，实际上就是农民和政府以及农民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各地在投资环境建设中非常头痛的一件事，就是少数农民的地头地霸行为——公然践踏社会公德和法律，不讲市场公平强买强卖行为，这是少数农民在地方势力保护下不讲法律不讲公平的严重的逐利行为，必然引起与经营者的激烈冲突，有些情况严重的已构成违法和犯罪行为。其他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者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离开土地谋生的农民与依靠土地谋生的农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等等，都已成为影响我国农村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4、思想多元化。在社会高速转型时期，随着外来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传播，广大农民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将会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正在不断涌现，致使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频发。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许多方面相背离，使得人们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向后者偏移，在自身道德水准下降的同时，谁都可以把任何不满向这个社会和各级政府发泄，唯独很少考虑作为一个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