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视野下de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基于法国田野经验de思考.docVIP

中国文化视野下的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 ——基于法国田野经验的思考 张 金 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 欧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用汉语来书写世界，特别是西方的文化与社会，是中国人类学界以新的知识生产机制参与世界互动的方式。这不仅仅是一个对象转换的问题，更是学术主体意识的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定位、如何田野和如何表述的问题。应当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知识需求，注重剖析西方既有的复杂的“成品知识”与“成品社会”，以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式展现出其“制造”过程。在田野调查的方法上，应当把握好“宏观的历史结构、微观的社会情境”这样一种观察与思考问题的基点，突出民族志研究的整体感。此外，还应当突出中国视野，以期让世界了解不同的见解与声音。 关键词：海外民族志；知识生产；中国视野；法国经验 中国人类学界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起步并不晚，但总体来看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至少用汉语来书写的有关海外社会的民族志在进入21世纪之前实在是少而又少。究其原因，高丙中教授认为多方面的历史条件制约着中国人类学家的选择，既包括中国学界获得课题资助能力的限制，又包括“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社会心态、集体意识不便于学者到国外社会开展调查研究”的限制等[1]。但近些年来，这一现象得到了一定的改观。中国人类学研究把自己学术思考的视角定位于整个世界，用汉语来书写世界社会与文化，是中国人类学界以新的知识生产机制参与世界互动的方式。 为撰写博士论文，完成博士后研究成果，笔者先后在法国里昂做过两次人类学田野调查，历时近4年，所以想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对海外民族志研究如何定位、如何“田野”、如何表述等方面，谈一些体会与想法。 一、中国人类学研究海外复杂社会与知识生产体系的转向 从起源上看，人类学是一门带有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的学科，早期的研究并没有足够地重视对复杂的文明社会的研究，当然这是学科诞生时代的社会背景使然，并因此被烙上了深深的研究“原始”社会的印迹。但早在20世纪初，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在西方人类学界就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已经向西方人类学界展现了人类学的诸多理论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同样可以用于研究复杂的文明社会。人类学家葛迪斯（W. R. Geddes）在对开弦弓村进行再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在序言中他讲到，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不仅是一个社区的社会经济情况调查的早期范本，而且还证明了以文明社区为调查对象的这种研究工作的价值”，他讲这句话的原因恰恰在于，“过去，这种调查多限于原始社会”[2](P267)。另外，弗思（Raymond Firth）也早在20世纪前期就谈到过，“今天的人类学已经不是只研究过去，或只研究文明世界以外的原始社会了。它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探讨在欧化影响下的生活领域，甚至研究我们西方社会的制度。”[3](P149) 长期以来，中国同其他非西方社会一样，是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而如今中国人类学研究进入到海外现代社会研究“他者”，把自己学术思考的视角定位于西方社会，无论是从中国社会的知识需求，还是就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而言，都具有时代意义。这不仅仅是一个对象转换的问题，更是学术主体意识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许多学科的学者充分认识到了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经验的重要性，在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层面上，对西方社会的诸多理念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并将其中国化，“但是没有给予必然与这些过程相伴随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以足够的重视”[3]。这种知识生产方式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另外一个层面的融入，而且对于西方社会来说，这样一种“中国观点”对其自身的调整也是大有裨益的。这也是人类学反思传统的一种学术取向，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后西方时代的人类学回归”。 社会的发展既需要有创新的理念，又离不开对既有经验的借鉴。知识界需要关注西方理论，但更需要关注西方的现实生活，并用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去了解它所孕育滋长的社会与文化基础。当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这一格局“在中国孕育着对于外部世界的巨大的知识需求，在国际社会则孕育着让中国学者积极主动参与当代世界知识生产的需求”，在当下的世界格局中，走进其他社会内部，“以参与观察为基础的对于外国真实而复杂的社会的知识，就成为国民越来越急迫的需求”[1]。这样一种知识需求，必然地意味着要思考“如何来表述海外社会”的问题，其中西方社会因其特殊的发展历史在中国的海外社会研究趋向中应当占有较大的份量。 我们需要有关海外社会的知识，这种知识不仅仅局限在对这些社会理论性知识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社会本身的了解，进行“关于全球社会的实地调查或者国外社会的民族志研究”，这是社会科学领域内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机制的转变，有利于增强中国知识界在学术和文化上的主体意识，开始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