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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知识产权文化的构建 　　关键词: 知识产权文化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文化包括观念形态和制度形态两个层面的意义。近代知识产权制度诞生的历史告诉我们，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生根发芽必须有其适宜的文化土壤。当代中国知识产权文化的构建需要培养相应的政策环境、行业环境、意识环境、人才环境和信息环境。 　　一、知识产权文化的语义分析 　　谈及知识产权文化，必须首先说明什么是文化。有关文化的定义不下百余种，但大致可归为以下三类：（一）广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的完整表述，见之于我国出版的《辞海》中。《辞海》讲道:“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第五版，第1427页）中也有几乎完全相同的表述。这种文化观，也可见之于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定义之中（马氏认为文化分为器物和风俗，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概括的讲，文化就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二）中义文化观。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实质上排除了上述广义文化观中物质文化作为文化的构成要素。具体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三）狭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认为，文化就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1]如果我们这里将知识产权定位为一种法律制度的话，我以为中义的文化观较为可采。具体而言，知识产权文化的内在结构应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观念形态的知识产权文化，包括知识产权学说、意识、习惯等；二是制度形态的知识产权文化，包括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及规范、管理制度及组织机构、设施等方面。[2]显然，知识产权文化包含知识产权制度，但由于我国的社会改革属于强制型制度变迁而非诱致型制度变迁（林毅夫语）和成文法的传统，人们长期以来过分关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本身，而忽视了法律制度以外影响知识产权发展的政治的、意识的、组织的因素，或者说忽视了文化语境下的知识产权。 　　二、西方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文化基础 　　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经历了从中世纪末期至资本主义初期长达数百年的孕育。在社会转型的激烈变革中，除了经济的因素，科技、思想、政治等诸方面的发展和变化，也催生了这一新型民事权利。比如15世纪新工艺学的出现，体现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密切相关的纺织、采矿、冶金和化学等部门，这些工艺学上的进步为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再比如新文化价值观的确立，从14世纪至16世纪，西欧资产阶级所发动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兴古典学术和艺术为口号，反对蒙昧主义和宗教神学，继承、利用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倡导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新思想。这一新文化价值观激励人们改造现世，研究自然，重视实际有用的知识。文艺复兴中提出的新文化价值观，为资产阶级一手将科学技术作为物质武器、一手将私权制度作为法律武器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思想准备。还有新政治文明的萌生。在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从霍布斯、米尔顿到洛克等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张主权在民，倡导平等自由，强调私有财产的不可侵性，这也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这些促进近代西方知识产权制度诞生的因素中，知识产权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知识产权法律的思想基础。从17世纪到19世纪，是西方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继建立和形成的时期。审视这一时期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文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自然法学派崇尚权利和个人自由、追求人的理性的价值观念。这即是知识产权法律构造的人文基础和精神主张。 　　1、个人主义精神。个人主义“这一概念包含着多种思想、观点和学说，它们的共同要素都是以个人为中心。[3]个人主义的精神主张，是近代私法构造的文化基础，即是近代私法中人格独立原则、权利平等原则、私法自治原则的思想渊源。知识产权从本质上讲，属于私权范畴。近代西方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土壤上，构造了自己保护知识财产的法律殿堂，这些无一不笼罩着个人主义精神的神圣光芒。首先，知识产权是一种私人财产权。知识产权不是君权神授的结果，而是基于作者、发明者创造性活动的本源。近代知识产权立法使这种权利从公法领域进入私法领域，由特许专有权转变为法律规定的可转让的知识财产权，这是罗马法以来财产领域的一场非物质化革命。[4]同时，知识产权也是私有的权利，这里的私有意指知识产权为特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是特定人享有的私人权利，而不是一切人同享的公共权利。[5]个体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构造单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权利享有者。在近代著作权立法中，尽管英国安娜法令规定保护作者与出版商，但出版商的权益是派生的而非本源性权利；法国著作权法则极力推崇作者的中心地位，对作者即自然人、作者即第一著作权人作出了完善的规定。 　　2、自由主义精神。自由主义是近代西方国家和一些受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