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管理中规章制度与领导者个人作用的关系.docVIP

人文学科管理中规章制度与领导者个人作用的关系 人文学科科研单位有一般目标和最高最高目标。一般目标是完成基本的科研任务，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一般的科研成果。而最高目标则包括三项。一是出精品，也就是有重大学术价值、思想价值和其他精神价值（比如伦理价值、信仰价值等）的成果。比如欧洲历史方面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洛赫的《封建社会》（Marc Bloch , Feudal Society, London, 1962）；中国古典诗词评论方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二是出学术大师，也就是达到一个时代最高学术境界的人。比如当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范文谰，语言学方面的吕淑湘。三是出精神巨人，也就是能够在思想、信仰等领域深刻地影响一个时代或者若干时代的人。比如德国的康德，中国的鲁迅。只要我们细心研究，就会发现，人文学科领域精品、大师、巨人的产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比如，厚重的学术积累、艰苦的学术探索、独立的创造精神、强大的精神动力、持之以恒的钻研探索、适宜的物质或者精神环境，等等。既然存在规律，就要求具有最高目标的科研单位，其科研管理尽量符合这些规律。 但是，让规章制度完全符合这些规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上述最高目标涉及具有特别高级的精神素质（包括品格、情操、志向、智力素质）的人，具有特别高级的精神价值的作品；并且，这些人的成长，这些作品的产生，是一些复杂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对这些人和这些作品的价值，无法用像技术标准、数量标准那样准确的指标来估价；而且人们之间估价的差异不但可能很大，还可能永远无法统一。 这种矛盾，就给具有这种目标的单位的科研管理提出了特殊的要求。笔者认为，其特殊性主要在于对规章制度和领导者的个人作用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下面笔者主要从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谈一点看法。 现实中，规章制度方面一般存在四种情况。 一是存在着符合精品、大师、巨人产生的规律的规章制度。那些保障学术自由，鼓励学术竞争、学术批判、学术创新，促进人才成长的规章制度，都属于此类。应该说，我国这类规章制度不少，尤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更多。 二是有些产生精品、大师、巨人的重要甚至是必要条件，规章制度无法覆盖。能够创造划时代精神精品的大师和巨人，都具有超过一般人的精神素质，比如，崇高的品格，博大的胸怀，坚强的性格，超常的智力，等等。而现实中，绝大多数规章制度都是由只具有人口中平均精神素质的人制定，针对只具有平均精神素质的人（比如笔者本人）的。因为，就人文领域的创造性而言，毕竟绝大多数人，都只是普通人，都只能进行一般性的创造。这就决定了这些规章制度难于全面达到某些划时代精品、大师、巨人所需要的精神境界的高度。另外，所有的规章制度都是在特定的物质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中制定的，它们一定要受到这些环境的限制。而那些被限制掉了的条件，可能恰恰就是对产生精品、大师、巨人非常重要的条件。这里举几方面的例子。例如，学术研究或者精神创造的动力。这是精品、大师、巨人产生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我们的规章制度可以通过诸如进行思想教育、社会活动一类的规定来帮助人们获得正确、持久的动力。但是，最强大、持久的动力，恐怕很难通过规章制度获得。我们可以通过个案的研究，看看近代以来有几个中国的学术大师和精神巨人精神追求的动力是来自规章制度的作用？恐怕一个都没有。又如，对具有极其杰出的人才素质的人和具有划时代价值的作品的识别。有些人才或者作品的价值，也许一个时代也没有几个人能够了解；有些人才和作品出现很久，比如十几年、数十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其价值。如果我们都是肉眼凡胎，我们制定的规章制度，怎么能够有助于识别我们根本就达不到那种境界的人和作品呢？又如，许多有作为的大师、巨人都是因为身处逆境，才有所作为的。司马迁举过很多例子。在《报任安书》中，他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本人当然也是例证之一。一个正常时代的规章制度，当然不可能提供这类“条件”。又如，有些人具有成为大师、巨人的主观条件，如果有独特的客观条件，就可以功德圆满。司马迁就需要一二十年游历中国各地，才能写得出《史记》。今天，一个历史学家即使有司马迁的素质和愿望，我们的规章制度也很难为他提供一二十年游历的条件。 三是有些领域规章制度可以覆盖但尚未覆盖。精品、大师、巨人就像参天大树，其成长当然需要阳光、空气、水分、营养，还需要有防止病虫害的机制。我们的规章制度在这些方面覆盖得愈宽广，就愈有利于其成长。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应该覆盖也可以覆盖的领域，仍然没有覆盖。比如，如何明确专家学者在大学和研究所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