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发展格局下与农村困境.docVIP

不平衡发展格局下的农村困境 黄平 90年代初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对农村贫困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媒体上大都称为人口流动）现象做一些小规模的实地个案调查和访谈。一开始我关注或试图要了解的，是究竟农民外出在多大程度上减缓了人多地少这个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难题，或者，它是不是也可能带来农村社会的老龄化？甚至它也可能带来农村的医疗-教育、家庭-邻里关系、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等等的衰落？今天中国已经有很多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了，但是这样来提问题的似乎还是少数。但愿，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进入了“改革”阶段。这个后来被证明是全面的社会变革过程，一开始是从农村开始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农民们自己搞起来的，后来被称做“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说是安徽、四川等地的中小型农村社区的干部群众背着上级偷偷搞的。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们也从每年的丰收中得到了实惠，用农民自己的说法，是“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广大农村地区，多少年来农民没有如此兴高采烈了。 19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是由于联产承包制带来的种田积极性几年下来开始逐渐降温，同时大部分产粮地区的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减退。[1] 19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已经开始逐步实行身份证制度，户口管制不那么严格了，但是对农民来说，出门在外还是很不容易，到城里的餐馆吃个饭也要地方粮票，外来农民就没有门。他们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就地就近搞起了乡镇企业。70年代末，一开始是江南等地的农民在原来社队企业的基础上，自找门路、自筹资金，搞起了规模很小的生产/加工作坊，后来越搞越大，形成了具有规模的乡镇企业，它后来被誉为“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单从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角度看，80年代的主要年份中，它们就几乎以近千万人/年的速度飞快发展。[2] ? 1992年，邓小平做了大概是他生前最后的一个重要举措：巡视中国南方。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也许可以这么说，邓的南巡讲话是改革以来最重要的分水岭。 1958年“大跃进”以来，农民还是第一次有了如此大规模进城寻求干粗活的机会。也正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实行了多年的粮票制度在无声无息中取消了。身份证的实行和粮票的取消，具有制度变革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愿意，年轻农民们只要有点现金，再凭着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跑到城镇里来干它一阵了。这个静悄悄的“革命”，也是很久以来都几乎没有被我们这些被叫做“学者”的人意识到。 从全国各省的情况看，跑到沿海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的，一开始也主要还是人多地少的省份，尤以浙江、四川、湖南、安徽、河南为最。[3] 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在客观上调节了财富和机会的再分配。1990年代中期，我到四川一个财政收入不及6000万人民币的国家级贫困县的村子里去调查农民外出情况，在村里住了两月后回到县城，才从有关部门了解到，该县上一年打工仔打工妹从邮局寄回来的现金居然可以高达3亿5千万！[4] 那个时候，“民工潮”成了报刊电视上经常出现的词汇，研究人员也主要是从城市如何管理他们的角度去做调查的，城市里的上等人，更经常用“盲流”这样的贬义词去形容他们。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要从农村本身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反正中国多少年来就是人多地少。 [5]，由于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和由此导致的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而被废除了；再例如，90年代以来，户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部分地被身份证制度所取代：从南到北，各个城市都在大搞基本建设，上各类工程和项目，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外来人口只要有身份证就可以找到一份临时性的或季节性的工作。现在，粮票取消了，身份证实行了，城里工作机会增加了，人多地少问题终于有机会开始缓解：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开始离土离乡，到东南沿海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寻求生存”。[6] 80％左右是从农村到城市或其他地区寻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以及他们的家人。到2000年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有12亿6千5百多万，其中农村人口有八亿多，农村劳动力4亿9千8百多3亿5千5百多万人，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只有1亿4千多万人。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中只有30%在本地或外地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虽然比例很低，但是考虑到人口总体的庞大数目，实际的流动人口大约在8000万人左右，他们按季节不等在各地大中小城市和城镇从业或“流动”，现在，许多时候他们还找不到哪怕是报酬很低、没有福利和劳保的工作！ 1.5亿左右，留在乡村的3亿5千多万劳动力中，还有2亿青壮年可以被划入“剩余劳动力”的行列。这意味着当前就可以进入城镇从事其他行业的潜在劳动力有3亿左右，而目前只有大约这个潜在数目的1/3。（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