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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帕累托转型下的效率与公正 ——基于立宪原则视角下的改革规则选择 苏振华 刘晶 摘要：当社会经济转型进入非帕累托改进的状态时，由转型引发的效率与公正的冲突必然无法通过单纯经济过程解决。在非帕累托转型下，对公正的追求至少不应该次于对经济效率的追求，J.Buchanan（布坎南）等人发展的“一致同意”立宪原则为解决转型中的公正问题提供了某种可能。 关键词 非帕累托转型 一致同意 一 中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这里面有两个问题——转型的目标和转型的路径。目标是既定的，这就是“市场化”；但是这不等于任何迈向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措施都是合理的。早在1990年代中期，关于改革路径的讨论非常的热烈，大致形成的共识是中国改革的成功、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是因为改革的过程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且是“增量改革”，先在“体制外”建立起市场，而对“体制内”也就是对“存量”国有资产的改革推进的非常缓慢，那么，既定利益没有受到冲击、同时出现了新的增长点，显然，这是一种没有人利益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现在，将近是时隔10年之后，“改革”又重新成为一个热门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并不只是因为某位学者的言论引发了广泛争议，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现在的改革与10年前的改革的面对的历史场景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如国企产权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本质上是一种“非帕累托”的改革，是对存量的财富进行一个分配的过程，可以说，中国的“帕累托”改革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现在进入到了“非帕累托”、“存量”改革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怎么改”是比“改不改”更重要的问题。 在改革进入“非帕累托”改进的阶段之后，改革过程的“公正”——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经济学理论上，只要谈到“公正”问题，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某种程度的价值判断。而通常来讲，经济学的此类规范性判断标准中，只有帕累托标准是包含“价值判断最少”，“最为其它社会学科所认可”的一种标准。基于经济学中对“帕累托改进”的定义，即存在经济无效率的情况下、以不降低任何一个人的效用为前提、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至少有一个人的效用得到提高。可以认为，在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之内，合理的改革必须是帕累托改进，也就是说，改革的合理性来自于改革至少是没有人利益受损。 二 在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中，经济转型最早，效果也最为突出。中国以往的国有制企业在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为私有制企业所替代。这一趋势的形成显然符合产权经济学的理论论证。在2004年度的国企改制争论中，张维迎（2004）对私有产权和企业家能力的辩护并没有逻辑上的错误，他在《所有制与企业家》（1986）一文中提出的“国企不可能定理”仍然有效。该定理可简单表述为：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不可能分开；企业的预算约束不可能硬化；破产不可能有效的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企业经营者选择问题（即经理人市场无法形成）。Hayek也曾指出，私有制并非在法权意义上清晰于国有制，而是在能否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价格信号是否能不被人为扭曲的传递等方面，国有制经济无法做到，而私有制可以。 然而，在张维迎的全部论证中有两个明显的疏漏。一是他忽视了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国企改革是一个分阶段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私有产权的落实和实质的明确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二是在涉及到社会总体福利增长的判断标准上，他引用的“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而不适合对经济转型中出现的补偿和公正问题进行解释。 田国强教授（2001）给出了一个转型经济中最优所有权安排的动态均衡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严格区分了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三者之间的不同，并且得出随着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展开和深入，国家所有权安排、集体所有权安排和私人所有权安排的最优解。这一模型成功解释了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渐进式转型所取得的经济效绩，以及大规模私有化先于中国的东欧国家转型的经济失败。田国强教授的论文将市场环境外生化，由此引申出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环境的改善至少同等重要于企业产权的改变。单纯从经济效率上来看，忽视市场环境的改善，只一味强调产权的变化，并不必然带来效绩的提升，而且可能恰恰相反。 张维迎（2004）在谈到社会福利增加时，认为可以用“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进行衡量。我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该标准不仅预设了个人效用间的可比性，甚至更严格的要求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是严格对等的（即增加一块钱给富人带来的效用同给穷人带来的效用是相同的）。只有在这样的假设下，转型中收益者对损失者的个人福利补偿才有可能集结为总体福利，并比较转型前后的总体福利变化。这样一个规范性福利标准其实早已经遭到经济学内部的批判（I.M.D.Little, 1949）。同时，由于基数效用可比性问题所存在的众所周知的困难，它也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