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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外国教育文学科水平若干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张法琨　高天明 外国教育史学科，在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师范生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修养具有突出的作用，对我国教育和教学改革提供极其丰富的借鉴资料，是一门最受广大教师欢迎和最令广大师范学生感兴趣的教育专业课程。尤其近20年来，外国教育史学界成果累累，人才辈出，无论在历史资料的占有，学术观点的更新，以及研究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都是前30年不可比拟的。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同教育科学的其他许多学科相比，即使同中国教育史学科相比，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水平，似乎隔了一段不短的路程。进一步提高外国教育史学科水平，应是我们外国教育史学工作者刻不容缓的事情。 一、“中心”问题——教育史应是人的教育发展史 十多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同行就外国教育吏学科研究领域有没有“中心”的问题，讨论甚多。特别是外国教史的“欧美中心”说引起人们的诸多议论。对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不要去轻易否认“欧美教育发展”在外国教育史中的地位，因为世界教育的历史进程本身说明“欧美教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尊重历史。对过去出版的一些外教史教材，我们不应予以轻易否定。历史本来是什么样的就应是什么样的。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有人提出，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是否也应重视对大洋洲、东南亚等国的教育历史考察，非洲、拉丁美洲的教育史是否也应在外教史学科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也应当是肯定的。但是，我们认为，外国教育文学工作者不应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地域中心问题，而应认真细致地调整好研究的视野，科学地来选择和论证外国教育史学科“中心”的问题。面向21世纪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工作者应充当一个“文化边缘人”，留给读者及后人的应是超越国界的财富，我们是否可以在不否认地域中心，但要跳出地域中心的同时，突出以“人”为中心? 50年代影响最广、最深的前苏联康斯坦丁诺夫等人写的《教育史》断言，教育史“不是客观地或叙事式地研究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是揭示教育在阶级社会各个阶段中的阶级性，指出先进的东西跟反动的东西的斗争，这就是影响至深、危害极大的教育发展“政治”说。 60年代曹孚编的《外国教育史》一字不漏地重复了上述之“经典”言论。更有甚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史被规定的唯一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通过对资本主义教育的揭露和批判，使我们更加认清它们反动的腐朽的本质”②。把外国教育史学科当成“彻底扫除历史拉圾”的单纯政治工具。 70年代末开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我们教育史学工作者逐渐觉醒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如有的专家学者提出要把外国教育史研究与“三个面向”联系起来，要扩大教材范围，丰富教材内容，阐明历史联系，提高教材科学性等。”有的专家学者主张教育史还应体现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教育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但是，所有这些思想观点，都仍然只把教育看作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工具，只把教育史看作阐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之工具（手段和结果）的历史。 80年代中期，在国家教委文科教材办公室领导下，由全国6所高等师范院校：部分外国教育史学科专业教师组成的《外国教育史》教材编写组，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编辑室的支持，着力于弥补过去教材以及有关著作中对教育影响极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潮、哲学和科学技术等等方面的史料，努力做到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评价客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终于在1988．年至1990年完成〈外国教育史》上册、中册、下册的工程。但是在学科体系和学科中心等问题上则尚未予之触及和解决。它仅仅初步完成了教材建设的第一步工作。 应当看到，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在外国教育史学领域内，在丰富史料，扩大范围，加强评价，增添新意等方面，《外国教育通史》六卷本和《外国教育家评传》三卷本以及其它许多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外国教育史专著、编著和译著的专家学者们，确实做了巨大而艰辛的工作，且成绩卓著，为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迄今已是面向21世纪的年代，创建外国教育吏学科新体系的问题，应该而且可以提到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日程上来了。 “教育与人”关系密切，这本来是教育发展的历史本身所存在的客观事实。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教育以培养具有“神性”或“理性”的人为目标。使人接近“神性”、具有“理性”，这是从古希腊文化兴盛到叫，世纪文化衰退，从柏拉图主义教育到新柏拉图主义教育的思想核心。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人道主义者则明确提出要使教育人性化，呼吁教育必须“适合于人，并且很适应于人的心”④。从卢梭开始，促进教育与儿童心理相接近的心理学运动，使教育逐渐走上心理学化的道路。从卢梭主义到赫尔巴．特主义，是近代教育人性化由自然主义到观念主义的发展，由经验到理论的提高。现代，杜威应用他的机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