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性, 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 中国加入WTO 与社会和政治意义.doc

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王绍光( [提要] 本文着重讨论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本文认为，即使加入WTO可以在未来对中国的生产效率起到促进作用，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也将是不平衡的。除非采取一种机制，能够让受益者对受损者进行补偿，否则，利益分配上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冲突可能会削弱甚至侵蚀对全球化进程的政治支持。因此，为了维持原先的全球化承诺，一个开放经济中的政府必须在收益和成本的再分配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 本文第一部分首先阐明总体分析框架。第二部分讨论中国的改革已经由原来的“双赢”博弈转变为一个“零和”博弈。其结果是，中国已经由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社会转变为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的社会。第三部分分析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具体受益和受损情况。本文认为，那些在近期改革中遭受沉重成本负担的阶层所受到的打击将是最大的。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受损者恰恰是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曾经作为政治支持力量而长期服务的群体。因此，加入WTO就给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带来了挑战。本文最后一部分讨论中国加入WTO1的政治意义。能否有效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够通过对全球化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再分配从而降低这些与更高开放程度相关的风险。为了发挥一个再分配者的作用，中国政府必须加强其“汲取能力”，尽管这绝非易事。本文的分析表明，只有引进参与或意见表达机制，政府才能够有希望汲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更好地适应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一 分析框架 更大的开放性与分配性冲突 通过加入WTO，中国承诺将逐步降低关税税率，消除非贸易壁垒，开放国内市场，并允许资本的跨国流动。根据理论和政策界的一个流行见解，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了自由贸易政策，则该国终将实现高经济增长率（OECD，1998；IMF，1997；Kruger，1998）。然而，近期的一项研究系统地考察了现有理论文献和实证证据后发现，开放的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显著相关的（Rodriguez and Rodrik，1999）。实际上，即使我们接受开放度的增大会导致经济增长这一理论主张，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全球化中获益，至少在短期内如此。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更大的开放度意味着生产分工的扩大。因此，一国根据经济比较优势进行结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第二，由于一个开放度较高的经济所拥有的生产结构的多样化程度较低，因此，就很容易承担由于世界市场波动所引发的风险。外部风险的增大意味着国内收入和消费的易变性，而这将对一些社会集团产生较大的危害。 全球化收益的不平衡分配可能会产生两大后果。一方面，全球化所产生的一些困境可能使全球化进程中的“输家”（losers）在经济和社会体制中处于隔离状态。随着经济不安全的增大，这些社会群体可能会拒绝继续支持现行的自由化改革。如果他们认为全球化发展将趋于恶化，则他们可能会公开反对这种自由化改革。另一方面，全球化中的不公平和其他两极化现象可能会激发全球化过程中的“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分配性冲突。这种冲突会通过好几个途径妨碍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第一，分配性冲突可能会将注意力、资源和能源从生产性领域转移到关于全球化成本负担和租金分配的谈判过程中去（Rodrik，1998）。第二，通过在经济中造成一些不确定性，这种分配性冲突可能会导致低于最优水平的投资率（Alesina and Perotti，1996）。第三，分配性冲突可能会使得应对外部冲击的一致意见的达成或构造富有凝聚力的发展目标变得非常困难。 分配性冲突和政府的汲取能力 当然，分配性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如果全球化进程中的获益者愿意对受损者提供补偿，则这种分配性冲突是可以得到避免的。然而，即使获益者事前保证愿意给受损者提供补偿，他们也未必能够在时候真正实现这一补偿。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由政府通过对获益者进行征税然后对受损者提供补偿。根据Katzenstein（1984）的研究，这种方法是那些小型欧洲国家如瑞典、奥地利及荷兰等国家的通行作法。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Rodrik考察了125个国家的情况，其研究发现，一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和其政府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显然，在许多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国家，为了减小潜在外部风险，政府将采取各种方式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或者将社会保障、福利支出、收入上的转移支付等予以制度化及其他一些补偿性计划。 因此，为了降低分配性冲突并维持国内改革和全球化的承诺，政府必须运用一些能够降低风险的措施以及必要的汲取能力，因为，人们为了承受更高的内外部风险将会要求政府作用的扩大。实际上，人们也已经发现，在那些经济开放迅速的国家，政府作用趋于扩大。 问题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征税能力存在很多局限。如果没有一个再分配性机制，即使一国的开放所实现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这意味着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