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运动关系的历史审视.docVIP

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运动关系的历史审视 课题编号：1175SS07132 课题组负责人：王润斌 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性、民族认同、民族利益等民族要素基础上的思想情感、意识形态或社会运动。 共生于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民族主义和奥林匹克运动彼此影响、相互联结: 一方面，当民族主义被界定为以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和理想，任何文化要素如价值观、行为规范、制度、民俗，都可能为民族主义提供文化与符号资源，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不遗余力地发挥控制力与整合力，将触角伸向任何可能的领域（包括体育）；另一方面，被视为国际关系缩影和行动者的奥运会，成为国家力量和平角力的独特舞台，表征着国际关系的结构面向，而且主动寻求民族国家的资源支持，并提供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并蒂”的价值理想。民族主义在不同阶段演化出不同的类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一方面，这种复杂性的非线性演化过程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导致了奥林匹克运动随之在各自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图景，另一方面，奥林匹克运动不断地对民族主义演进所带来的影响主动地加以调适，寻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民族主义性质和内容的演化，民族主义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首次，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兴起阶段。以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发端，到19世纪中期欧洲革命爆发时结束。伴随着新教运动的展开和王权势力的扩张，民族主义在此阶段彻底瓦解了教会势力，建立了各自的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经历了从宗教信徒到王朝臣民到祖国公民的角色转换；经历了从盲从教皇利益到效忠王朝利益到追求国家利益(也即民族利益)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从迷信宗教神权到建立王朝、王权到确立人民主权的斗争过程，最终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 此时期民族主义的贡献就在于，它赋予了民族以现代定义，使其作为“臆想的共同体”得以存在。在此过程中，民族主义选择性地将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如语言、宗教、种族、文化传统、民俗等作为构造“民族”概念的要素。这种选择性恰恰反映出“现代民族”的构建性特征，体现出民族主义对于塑造“民族”形象的重要意义。以国际体育竞争形式出现的奥运会打破了“民族体操”狭隘的封闭主义，通过民族运动员的伟大业绩和升国旗、奏国歌的仪式演绎满足了个人对归属感的深层需求，从而使得集体性忠诚和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奥运会通过“国际竞赛”划分了“自我”与“他者”，并且以集体文化和精神的联系来排斥和抵抗异己的力量。正是基于其对民族成员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它才得以整合社会力量，并赋予体育力量以文化的合法性。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在法国激发了巨大的能量，法兰西民族在对内推翻专制统治，对外抵御外国干涉的过程中紧密团结，展示了民族主义的惊人力量。同时，法国民族主义表现出更加激进和普世主义的色彩，民族主义运动乃是一部充满斗争、革命和鲜血的历史。崇高的“理性”也赋予了法国民族主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构建新国家的勇气。在对外战争的激发下，法国不断强化自身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把民族主义的精神和原则广泛的传播到欧洲的各个角落。伴随着民族主义精神的国际化和民主化，顾拜旦复兴奥运会的目的也从变革法国社会、维护国内和平变成了体育为所有人、为所有国家服务，从而实现世界的和平，体育在全球的散布成为奥林匹克主义永存的绝佳证明，此外，随着民族主义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干预和阻碍，对顾拜旦而言，奥林匹克运动的自治性与独立性的重要性远远胜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分裂，维护奥林匹克和平国际主义的理想让顾拜旦逐渐远离自己的民族主义。 伟大的世界和平理想与残酷的民族纷争现实之间总有一道鸿沟，顾拜旦跨越这道鸿沟的桥梁就是“混淆蕴含于体内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冲动的差别”，并提出了“体育为所有人而用”的中庸哲学。普法战争的阴影在他这一代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顾拜旦为法兰西民族开出了药方：“体育能够提供祖国健康所需的男性气质”，然而，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顾拜旦同样为世界提供了体育：“处于文明中心的现代人日益增长的敌对与愤怒使自己变得弱小，并过于谨慎，可喜的是，他发现通过体育锻炼可以使自己变得强大并变得安静……体育是最大的和平制造者”。因此，顾拜旦的民族主义代表一个理想起点，也蕴含着一种思想悖论，更昭示着虽然未来之路充满纠葛，奥运会依然在丰富的社会心理和人类情感的无形力量拉扯之中不断前进。 其次，民族主义的扩张阶段。以欧洲革命为发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结束。法国大革命后的一系列对外侵略和扩张自然而然地唤起了欧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欧洲革命爆发，一大批民族国家在欧洲应运而生。从此，欧洲的民族主义更多地带有对外侵略扩张的性质。也正是在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指导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殖民扩张。这一时期除了英、法、美等国的霸权民族主义外，德国、意大利、日本的侵略性、扩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