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牧民生计分化与能力贫困的治理——以川西措玛村为例.docxVIP

藏区牧民生计分化与能力贫困的治理——以川西措玛村为例覃志敏，陆汉文（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武汉430079）摘要：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藏区基础设施薄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成为我国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本文通过对四川西部一个藏族村落贫困问题的案例分析发现，草原牧业粗放型发展导致藏区过度放牧与草场退化的恶性循环，促成牧民生计方式向游牧养畜和采集中药材两个方向的分化。藏区牧民能力贫困的治理应以生计分化为基础，一方面对游牧养畜牧民进行现代畜牧养殖知识与技能的培训与指导，对无牲畜牧民进行转产转业的知识传授与技能培训；另一方面要加强饮水安全、公共卫生等方面公共产品投入，改善贫困群众生活条件。关键词：藏区牧民;生计分化；能力贫困；治理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2）06-0107-04收稿日期：2012-06-05作者简介：覃志敏，男，广西柳州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政策。陆汉文，男，湖北云梦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减贫与发展201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提出六盘山区等14 个连片特困地区是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西藏和四省藏区属于其中两个片区[1]。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独特性，藏区的扶贫开发工作也面临着一些特殊困难，如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劳动力现代文化知识和技能匮乏、地方病严重、医疗卫生水平低等[2]。在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中，要高度重视藏区贫困的多维特性[3]。对藏区贫困的认识，学界从不同的层面对藏区整体性贫困进行深入探讨，并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杨健吾（2005）指出，藏区贫困是自然环境、历史、人本身的问题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缓解贫困需要从环境、人的能力、扶贫立法等多方面采取措施[4]。李继刚等（2012）研究发现，藏区农牧区贫困人口生计资本整体呈现脆弱性，且生计资本之间互为因果，呈非线性关系[5]。廖桂蓉（2009）对藏区农牧民的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后，认为藏区农牧民社会资本具有社会网络封闭性和同质性，并有不断弱化趋势的整体性特征，狭小的关系网络和高同质的认知导致藏区贫困牧民流动性弱，并固化其经济上的贫困状态 [6]。本文认为藏区牧民间贫困状况的差异性是藏区多维贫困的重要表现。现有研究对藏区牧民贫困的讨论多聚焦于藏区整体性贫困，相对忽视了对牧民贫困的差异性分析。能力贫困视角提倡从环境、经济、人自身等多个方面考察贫困个体或家庭的能力贫困现象，较好地契合了藏区多维贫困的整体性与差异性。本文运用能力贫困理论框架，以四川西部一个藏族村落———措玛村为例，就藏区多维贫困治理进行讨论。能力贫困理论框架：人力资本与可行能力从人的能力（资本）来解决贫困问题的时间不长，其原因在于把人作为发展投资手段，将人与物等同，很长一段时间为主流价值观所不能够容忍[7]。20世纪60 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W. Schultz）在人力资本上的开创性研究之后，人的资本性（能力）才逐渐被运用于贫困（收入贫困）研究中。另外一个产生广泛影响的能力贫困理论是由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于20 世纪90 年提出的可行能力—贫困理论。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重要倡导者，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舒尔茨认为，二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而资本—收入比率降低的原因在于在有关资本—收入比率估算中将人力资本的增加排除在外，而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增长速度要比物质资本高很多。他进一步指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具有资本属性，且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要高于物质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收入增加（减贫）的主要因素。舒尔茨关于贫困与人力资本投资的讨论集中于其《改造传统农业》中。在书中，舒尔茨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得出现代农业部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传统农业贫穷落后以及不能为经济增长做贡献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收益率低，不可能增加储蓄和投资，并且处于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要打破传统农业长期停滞的均衡，就必须改造传统农业，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和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向农民进行投资，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是贫穷国家实现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为此，舒尔茨提出三种向农民投资的类别，即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在职培训可以由企业、国家机构或农民自己来提供费用，适用于正在从事耕作而不能上正规学校的成年人，其方式有农闲时的短期培训班、传授新耕作法和家庭技术示范，以及不定期地对农民进行教育的会议等；提高健康水平，包括提供保健设施和服务，以提高农民的寿命、力量和精力、活力等；教育即建立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等，主要对象包括处于入学年龄的非劳动力人口等[